回答并且彻底回答为什么存在冲突法体系这一质疑，正是冲突法理论的任务。前文已述，冲突法理论是关于为何需要适用外国法（域外法）的理论，或者说是整个冲突法体系的“元理论”，它代表冲突法体系参与其他知识体系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解释关于冲突法体系的根本问题，并对整个冲突法体系的存在负责。在冲突法理论中，内法域对域外法的认同不再被先验地断言，而是同其他选择（如不认同）一样被悬搁起来，并通过理论的推演以求得认同的合法性证明。当认同的合法性得到证明[10]，它便不再是一种盲目的立场，而是基于有效理由的应然选择，既然认同是理所应当的，那么配合这种认同的冲突法体系的存在合法性就同时被强有力地证明了。
（二）对冲突法体系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
人为之物的人为性喻示着它的存在必须经受比自在之物更为苛刻的质疑和更为挑剔的眼光。对于人为之物的“存在”而言，我们有理由苛刻地质疑它“为什么存在”，并且仅仅回答“为什么存在”还是不够，这只是表明它的存在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或者说这只是满足了其存在的最低要求。既然它是“人为”的，人们就有理由对它挑剔地再问“如何存在”。就有理由希望它更加符合人们需要的存在着，这就是人为之物“存在”的存在方式问题。
于是，在通过冲突法理论解决了冲突法为什么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后，还必须继续思考冲突法体系如何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冲突法应当以什么存在方式存在着。
我们可以直观地认为，冲突法体系的存在方式应当通过其所包含的冲突规范以及如何适用冲突规范的规则来体现。这种直观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冲突法体系的存在方式问题，可以大致化约为“如何适用外国法（域外法）”的问题。而冲突法中的冲突规范和适用冲突规范的有关规则都是为了在逻辑推理中蕴含适用外国法（域外法）的可能，并在经验的个案中导引适用外国法（域外法）的事实。抽离了具体冲突规范以及适用冲突规范的有关规则的冲突法体系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的“存在”，可以说，这些规范和规则如何制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外国法（域外法）将在怎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方式被适用。换言之，正是这些规范和规则的制定方式定型了冲突法体系的存在方式。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冲突法体系以更加符合其制度任务需要（实际上是更加符合人们期望的需要）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就不得不关注其间冲突规范和如何适用这些规范的规则制定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使它们被制定得更加符合需要。而这里的“需要”，实际上在回答“为何适用外国法（域外法）”就已经被隐含地提出了。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表面上依循着冲突法中的具体规范和规则适用外国法（域外法），但我们所依循的这些规范和规则在更深的层次上是被我们据以适用外国法（域外法）所基于的理由决定着的。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冲突法体系如何存在的心理预期和实践操作都极大地受到我们对于“为何适用外国法（域外法）”的回答的影响。冲突法理论作为冲突法体系的元理论，不仅证明着冲突法体系的存在事实，还在各个层面上影响着冲突法体系的存在方式。
四、“冲突法理论”的影响因素
一如前述，冲突法理论向内地维系着冲突法的存在事实，并影响冲突法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作为冲突法体系的元理论，冲突法理论还必须在“综合文本”[11]的框架下向外地代表冲突法体系参与与其他知识体系的互动。冲突法理论的这种品质也喻示着它并非一个自相关的“自足存在”，它的存在也要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理解这些因素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理解了冲突法理论的影响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有效地阐释冲突法理论。
从最严谨的角度看，一种理论的“存在”，或者推广到任一人为之物的“存在”，都会受到非“此存在”的其他所有“存在”的影响（既包括自在之物也包括人为之物）。于是，出现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命题，“即在认识所有事物之前我们无法认识任何事物”, {1})11这就等于在说，要想阐释冲突法理论，就必须了解所有事物。但“心思”显然不具备理解所有事物的能力（那种认为心思可以最终达到全知状态的观点不过是以宗教的方式来鼓动人的求知欲）。因此，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上述命题，难免使人绝望。窃以为，这种绝望虽然悲壮得有些凄美，却更像是无病的呻吟。“心思”不能达到全知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只是规定了我们思想的边界，而并不意味着在这边界之内我们无事可想。这就如同我们的眼睛不能做三百六十度的扫视并不表明它在可视范围内什么也不能看。事实上，“心思”无法全知恰恰说明了思想的重要，有效的思想就意味着对无穷多的可能“存在”进行简化，并通过简化使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得以彰显。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防止我们的“心思”将思想变成漫无边际的妄想（“心思”总有一种莫名的妄想冲动）。同时，它还可以使“心思”找到思想的靶子，将全部的思想功夫聚焦到切实重要的核心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