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执行审判庭与执行警务局的关系。执行审判庭与执行警务局虽然都设置在人民法院内，但前者行使的是行政权，后者行使的是司法权，需要恪守各自的权力边界，不逾矩，不跨线，彼此尊重，互相支持；更需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一方面是执行审判庭对执行警务局的监督，只有在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损害其实体权利，依法提起诉讼时，执行审判庭才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作出裁判。执行审判庭的生效裁判，执行警务局必须执行。另一方面，执行警务局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审判庭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请求法院院长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这是基于衡平原则对执行审判权的合理限制。
（三）将民事执行人员身份定位为司法警察，优化队伍素质，强化监督管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执行人员是实施执行行为的主体，是执行权运行的载体。执行人员身份的界定攸关执行人员利益甚巨，对于执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执行机构的人员构成有以下几种情况：（1）法官＋执行员＋书记员；（2）法官＋执行员＋书记员＋法警；（3）法官＋法官助理＋法警；（4）法官＋书记员。[3]这四种组合情况，法官、书记员、司法警察皆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惟独执行员参照《法官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其身份地位、职权职责、选拔标准、任免程序等均不明确，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律未知数。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执行员的身份有几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法院辅助人员，不具有执行资格，因而没有执行的正当性。二是法官，以法官的“文官”身份、居中裁判的司法性质与民事执行强烈的对抗性、冲突性和倾向性不相符合。三是执行员，这需要另行增加一个单独序列，需要大量增加人员编制，势必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四是司法警察，这是执行人员身份定位的最佳选择。
将执行人员由法官（执行员）“变身”为司法警察，从法官序列中分离出来，实行执行人员警察化，其主要理由：一是符合权力性质。司法警察权是行政权，民事执行权也是行政权，性质上重合，可以“合二为一”。二是契合法律精神。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司法警察，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取消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机构，但1979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又恢复了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机构。《人民警察法》规定，司法警察可以使用武器、警械，可以依法执行拘留等强制措施。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司法警察参与判决裁定的执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民事执行“必要时应有司法警察参加。”《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组织集中执行、专项执行等其他重大执行活动中，可以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包括司法警察。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为执行员定位为司法警察提供了合法性。三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目前，“尽管有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来执行法院的裁决（包括财产扣押、拍卖），但多数国家还是通过警察或行政司法官等执行机构来完成的。”[4]民事执行员身份警察化，可以说是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的做法，如英国、美国、俄罗斯、挪威。英国的执达员为法庭执行传票、扣押财产等，他们拥有警察的权力。[5]美国法院的判决由执行官执行，执行官属于专门为法庭提供服务的警察。[6]挪威的执行官除执行比较简单的法院判决以外，也是该地区警察机构。[7]1997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司法警察法》和《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第3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司法警察和联邦各主体司法警察负责执行法院的裁判和其他机关的裁决。俄罗斯司法警察归属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系列，属于国家公务员。[8]俄罗斯执行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新体制建立前，俄罗斯各级法院判决得到执行的仅占20-30%，改革后俄罗斯民事执行大为改观。2006年，民事执行案件总数为23.26万件，其中得到执行的案件占59.7%，回收款与执行文件相同的占19.8%，不能执行的占14.2%；至2009年，得到执行的案件上升到76.8%,回收款与执行文件相同的占39.1%，不可能执行的只有8.8%四是适合我国社会心理。人民警察在我国有崇高的威望。“有困难找警察”，早已内化为我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司法警察实施国家强制行为，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反之，法官进行执行时，往往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如，2002年9月，湖南省长沙县黄花法庭3名法官、2名司法警察在执行一起民事案件时遭到围攻、殴打，被困11个小时。事后，肇事者声称：“我们觉得，当时5个人中只有2个人穿了警服，对其他3个人（法官）也来执行不能理解”。[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