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9日，武汉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内容有听取和审查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换届选举等。本届政府市长李宪生已被提名为下届市长人选。大会前，市领导到各区代表团听取意见，秦前红见到李宪生，向他提意见说：“李市长要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个重要标题：‘明年工作的安排’，但在人大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之前，这一届政府不应该安排下一届政府的工作。”李宪生听了，马上令秘书班子修改，到他正式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这个标题改成了“对政府明年工作的建议和打算”。
2008年，在一次武汉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一位列席会议的副市长手机响了，他很大声地接电话。全场的眼光都看着他，觉其做法不妥，但又拉不下情面说。秦前红申请发言：“有人说过，民主从开会开始。你对人大会议的态度，就是对人民的态度、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副市长在人大会场上接听电话，是不合适也不严肃的，是极其不民主的。”
副市长极为难堪。消息传到市政府，时任市长阮成发特地召开一次市长常务会议，阮成发说：“同志们，我们以后到人大开会，不是接不接听手机的问题，而是你根本不要带手机去开会！”会后，市政府专门出文：《市政府组成人员出席人大会议的相关规则》。
如何立法？
2001年，中国《立法法》出台，规定地方人大（副省级和计划单列城市）有地方性法规制订的权力，但地方人大缺乏懂法律、懂行政机关事务的人才，不具备自己起草法规的能力，于是，起草工作往往由行政部门来承担， 这些部门把自己的意志加进法规草案，导致的结果就是“部门利益法制化”。
秦前红当上人大常委后，积极倡议“专家起草”法规。专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中立的，他们可以借助充分的调查研究、科学的研究方法、专业化的技巧，把法律从语言、结构、制度安排、制度表达都搞得更适合。几年下来，武汉市人大依靠专家起草了多部法规，地方立法水平，很快排在了全国前列。
对法律、法规的审议一般要经过“三读”或“三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由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环节。但很多地方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形形色色，法律专业人士不多，审议法规时随意把条例翻一翻，发表一下感性意见，就算完事了，武汉市人大也不例外。
人大审议法规时，有一个工作班子负责记录，这个班子是人大机关的法律法规室，它并非人大常委会的组成部门，但在立法过程中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因为，这个工作班子记录时，对人大常委、代表所提的意见只作选择性吸纳，甚至根本不听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