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大会上，这项审议是走过场的，但秦前红是研究宪法的学者，很想知道纳税人的钱怎么花的。他就询问：“请财政局长解释一下，这38亿是怎么回事？”财政局长猝不及防，愣在当场，因为从来没有人大代表询问过他。局长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大清楚。是不是会后再告诉你？”秦前红说：“按照《地方人大组织法》、《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人大常委对你提出口头询问，必须当场答复。”局长更尴尬了，连说：“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会后，消息迅速传开：市人大来了一个新常委，是武大教授，敢较真。
3个月后，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会上来了个市长助理，说：“我代表市政府，就整改情况来向人大常委会作报告。”
市长助理报告完，秦前红又发言了：“你的身份有问题。第一，你是市长助理，不是市长或副市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地方人大组织法》没有规定市长助理的地位，没规定你可以代表市长来作报告；第二，报告里也没说你受市长委托来作这个报告。你既非法定代理，又非委托代理，说明你没有法制观念，我们表示很遗憾。”
市长助理也很尴尬。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出台，规定人大不能再对司法机关搞个案监督，但人大又不能完全放弃对公检法的监督职能，有些地方人大就摸索出一个办法：每年人大常委会安排专门会议，听取公检法的“办案质量专项报告”。
以前，一些地方人大在开会之前，都会安排几个固定发言人员，一是防止人大常委在会上都不发言，导致会议冷场，二是掌握发言尺度，“正确引导舆论”，给会议定调。
有一次，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来作办案质量报告，由人大常委评议。市公安局长的报告，内容有可商榷之处，逻辑也不太通顺，但几位固定发言的常委都一致称赞。秦前红本来没准备发言，但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也来发言：“我认为书记和局长的报告水平非常高，体现在哪里呢？这份报告写得如此之糟，你还把它念得琅琅上口……”
第二年，公安局长又要来作报告。手下起草好了报告，局长退回，批示：“去年我们去作报告，秦教授对我们的批评，言犹在耳。今年一定要把报告写好，不能再让我难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