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履责的困境与突破
石破
【关键词】地方人大履责；困境；突破
【全文】
2012年新年伊始，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地方人大应是与民众联系最紧密的机构，但由于人大职权的虚化等原因，普通民众对人大接触不多，对其内部运作了解甚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自2005年至2011年当了7年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全国唯一一位出任地方“人大常委”的宪法学学者。他的体会是：在中国渐进式变革的路上，人大仍是民众表达声音、监督政府的最佳渠道。
宪法学者当上“人大常委”
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对民主法制建设要求迫切，地方开始设立人大常委会，目的之一是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但刚设立的地方人大常委会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甚至不知道怎么开会。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专设了旁听席，地方人大常委会领导前去观摩，回来照搬照抄。
1988年~1993年任武汉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珣，认为要把人大常委会会议开好，必须吸纳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参加。他与著名法学泰斗、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马克昌商量，达成一项协议：在每届市人大常委会中，给武大法律系留一个名额。
于是，马克昌成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中第一位法学专家。嗣后武大法律系改为法学院，前后4任院长当过武汉市“人大常委”。但很快问题来了：第三、第四位院长都是研究国际法出身，对国内法律的学习不系统，而地方人大的运作主要与国内法律有关，包括宪法、组织法、选举法等。这两位院长在人大会议上不爱发言，又经常缺勤。
第四位院长干脆请辞。这位院长本来还有两年任期，接替他的是武大法学院教授秦前红。秦前红曾在市人大机关搞过法学讲座，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零对其印象颇佳。赵零认为，我们从武大选“常委”，不一定选法学院院长，更要选熟悉与人大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对人大工作有热情的人。2005年底，秦前红被补选为武汉市“人大常委”。
怎样开会？
198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曾说：地方人大有四项职权：立法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如何体现这四项职权？主要方式就是开会。
2006年1月上旬，武汉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有项议题是“审查和批准2005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06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由市财政局长向大会作预算报告。在预算报告的主页后面，附了当年预算项目的表格，最后一项“其他”，竟然列了38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