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院认为，权利需要法定。因我国现有法律、行政法规，均无亲吻权的规定，因此，亲吻权的提出于法无据。这一认定，属于所谓权利类型法定的认定。即原告据以提出的权利类型，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类型。
(2)法院认为，亲吻不属于身体权及健康权的内容。法院还认为，从医学上来看，健康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但作为健康权客体的健康，仅指生理健康。这一认定，属于所谓权利内容法定的认定。即原告据以提出的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所能够涵盖的内容。法院还提出了如果将某种利益（比如心理健康）置于某种权利内容（比如健康权内容）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比如造成健康权的泛化，与其他人格权或人格利益混淆）。
(3)法院认为，嘴唇裂伤，亲吻不能属于情感上的利益损失。利益不等同于权利。仅在以故意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加害时，才可能获得救济。在此部分论述中，法院将权利和利益相区分。权利都可以获得救济，但是利益并非都能够得到救济。仅在以故意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加害时，利益才能够得到救济。由此可看出，法院是以德国权益区分模式进行的裁判。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相反，如果按照《民法通则》模式，则可能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3．我国法院实务已经对德国模式有所熟悉和尝试。上文所引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01）广汉民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书，就是适用德国模式处理具体案件最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的模式，也是德国权益区分模式的体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5年3月4日颁布实施的《侵权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也采取了权益区分模式。该指南第5条（主张的权益受现行侵权法保护）规定，请求方只能就现行法律保护的权益受到侵害行使侵权赔偿等请求权。该条的说明如下：现行侵权法调整之权益，包含权利与法益二方面内容。民法系采列举的方式设定权利，而法律设定的诸多利益均未固化为权利，但因法律专门设有保护之规定，成为法律所保护之利益。故侵权法体系所规范的对象，以权利为原则，以法益为例外。区分权利与法益之关系，对于进行侵权法的法律解释活动意义重大：侵害权利之行为，无论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均有救济途径；但对于财产利益的损失，侵权行为法并不是一概保护的，原则上仅在行为人故意之场合方予以保护。如对于合同债权的侵害，只有在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债权存在而故意侵害的情况下，才要求其承担赔偿相当于合同履行利益的损失。再比如，因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堵塞，而致某人无法及时与预定的签约方签约，导致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不能得到的，他仍然不能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就这些损失向交通事故的肇事者主张赔偿。这主要是因为，侵权行为法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让人在能够预测后果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即使无过错的，基于损害分担的考虑，也让他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已经进入社会保障的考虑范围，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侵权责任了）。这也就是自己责任的具体体现。但是，这里的前提是行为人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这就是侵权行为法保护的对象一般都只能是所有权、人身权等绝对权，而不一定包含合同债权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权、人身权往往是以有形形式存在的，具有较明显的可公示性，行为人在对此类权利实施加害行为时，是可以被当然的推定为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侵害他人权利的。而债权等不具备这个特点。债权是否存在，其内容、范围大小如何等，都不具有公示性，不易被人认识到。因此，无论哪个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对于债权以及权利以外的利益，都不是无条件保护的。倘若不然，人们就很难预测自己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比如，当一个人在打碎了别人一个花瓶的时候，他可以预见到自己侵害了花瓶所有人的权利，但他可能无法预测到这个花瓶的主人已经把这个花瓶卖给了别人，他更无法预见这个花瓶的买主甚至还把花瓶卖给了第三个买主，甚至还可能有更多个后来的买主。从法律上看，就是说，在一个花瓶背后，竟然还潜藏着数个他不知道的债权！而自己的行为既侵害了别人所有权，又侵害了他人的债权，他都要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就都要千思万虑，要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好才能行动，否则任何一个看似微小的过失，就可能让你倾家荡产。但是，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即使考虑的再周全，也难免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即使再谨慎，也还是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责任会从天而降的。所以，权利和利益的区分，就有其必要性。
目前我国侵权行为法调整之权利主要为财产所有权、财产权有关的知识产权、人身权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常见的受侵权行为损害的法益主要为隐私等人格利益。
上面关于司法实务部门对德国模式的吸收采纳的情况，值得学界及立法部门思考：司法实践之所以尝试德国模式，是否说明《民法通则》模式已经不足以对侵权法律关系予以妥当规范，或者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
【作者简介】
王成，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参见前注，史尚宽书，第110页。
参见陈忠五：《民法》，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台湾）2008年版，第58～59页。
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79页。
参见同上，第109页、第196～202页。
修改后的第195条第1款中，仍没有包括肖像权。
比如，有一些案件，法院认为被告侵害原告的“权利”，因此适用第184条第1款前段，但学说认为侵害的系利益，应适用第184条第1款后段。此种情况，仅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的介绍中，就有不少例子。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336页、第339页。
参见同上，第78页、第320页等。
同上，第320页。
参见Ermann/Schiemann, § 826 Rn. If; Siebert/Honn, § 826 Rn. 1～4; Tubner, Standards und Direkten in Generalklauseln, 1991。转引自同上，第321页。
参见前注，史尚宽书，第162页。
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343页。
同上，第349页。
参见苏永钦：“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载氏著：《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34页。
前注，王泽鉴书，第349页。
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参见前注，史尚宽书，第160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认为，权利、风俗和法律被放在构成要件里，不是以其为保护客体，而只是对于社会上无数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失的情形，以其为必要的筛选工具而已。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认为，在立法政策上，侵权行为法不能对一切权益作同样的保护，必须有所区别，即“人”的保护最为优先；“所有权”的保护次之；“财富”（经济上利益）又次之，仅在严格条件下，始受保护。参见王泽鉴：“挖断电缆的民事责任：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7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认为，第184条各款的规范对象都包括权利。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78页；同上，王泽鉴文。
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198页。
参见王泽鉴：“侵害他人债权之侵权责任”，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211页。
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参见前注，林诚二书，第153～154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苏永钦认为，不论侵权、背俗或违法，要让行为人对其行为负起民事上的责任，都须以该行为涉及某种对世规范的违反为前提，其目的就在于建立此一制度最起码的期待可能性，以保留合理的行为空间。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345页。
参见Bruggemeier, Deliktsrecht, Rn. 84ff. , 790ff. , 839f。转引自前注，王泽鉴书，第80页。
参见前注，苏永钦文。
参见前注，史尚宽书，第133页。
参见Bruggemeier, Deliktsrecht, Rn. 83. Zur Entwicklung des franzosischen Rechts Kotz/Wagner, Delik-tsrecht, Rn. 20。转引自前注，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书，第273页。
在这样的意义上，
民法通则的确是与法国模式相同。《法国民法典》第1382～1386条所规定的侵权民事法律责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范围最广、射程最远的侵权责任制度，任何损害，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或经济的损害，根据该法都是可以提起侵权诉讼的，因为，《法国民法典》所关注的重点是致损事件，而不是原告所享有的特定权利的性质和范围。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是因为他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害，原告都享有法定的赔偿权利。参见Efstathios K. Banakas, Tender is the Night: Economic Loss-the Issues, Civi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 Efstathios K. Banakas edit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 16。转引自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参见前注，张谷文。
参见前注，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8页。
参见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01)广汉民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唐先锋：“论国内权利泛化现象”，《人大研究》2004年第7期。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6622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终字第10341号民事判决书。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讨论的重点在于，被告行为在没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原告的损失是否还应当给予赔偿。本文此处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被回避了。关于本案更详细的讨论，参见王成：《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63页。
参见Larenz/Canaris SBT 2 § 75 11.；s. imubrigen zu den Zwecken des haftungsrechts Deutsch HR S. 68 ff。转引自前注，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4页。
参见王成：“侵权法的基本范畴”，《法学家》2009年第4期。
参见Deutsch/Ahrens UH Rn. 6。转引自前注,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书，第2页。
Vgl. Von Bar AcP 181（1981），326 Schaer, Grundzuge des Zusammenwirkens von schadensausgleich ssystemen, 1984, Rn. 109．转引自同上，第5页。
参见王成：“侵权法归责原则的理念及配置”，《政治与法律》 2009年第1期。
参见前注，李昊书，第93页。同时参见前注，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21页。
至于哪些权利应当为第一途径保护，则是属于另一重要问题。需在此框架结构成立后，另外专门研究。我国学者王利明对此已经有专门讨论，参见前注，王利明文。
参见前注，王泽鉴书，第79页。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2001）广汉民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