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永远回避不了一个话题—“以钱抵刑”。《修正案（草案）》虽然提出了方式的多样性—既包括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也包括赔礼道歉等方式，但是不可否认，赔偿损失毕竟是和解达成的最常见的情形。但也正是因为“以钱抵刑”有众所周知的弊端，所以我们在制度设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仔细比较利弊得失。尽量发挥“以钱抵刑”的效益而避免“以钱抵刑”的消极后果，所以笔者的观点是，刑事案件和解制度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必须是限定在侵犯个体利益的轻微刑事案件中。轻微刑事案件的标准应当以“法定最高刑3年以下”为宜，这种幅度本身已经说明犯罪的性质和程度，而无须区分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此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当有所放宽，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在实体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刑事和解只适合作为一个酌定从轻情节（在法定刑的幅度设定为一个刑种时，实质上是减轻情节）来加以认定，从而维护实体与程序的平衡。一旦刑法作出了实体性的规定，减轻乃至免除情节入法才显得顺理成章。
【作者简介】
孙万怀，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3页。
其实刑事和解制度自试点以来，就伴随着对合理性与现实性的激烈争议，不仅有来自理论的，还有来自舆论的。在此次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内部争议也十分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委员对这个制度表示认可，甚至还进一步建议把允许和解的年限条件由3年扩大至5年。更多的委员则表示异议。如有委员认为：“刑事和解问题，总觉得有花钱买平安的感觉。民事可以和解，刑事是否要这样规定，影响不影响刑事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建议再作研究。”有委员认为：“实践中确有这样的情况，公诉案件中的加害人花一些钱，被害人不再告了，侦查机关就不移送起诉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这次要用
刑事诉讼法给予其合法化，我认为不合适。”还有委员认为：”当事人和解就可以从宽处罚，这与
刑法基本立法原则相违背，有损国家法律的威信。因此，我认为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参见殷泓、王逸吟：《关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刑事和解不能成花钱抵罪》，《光明日报》2011年8月26日。
孙万怀：《死刑案件可以并需要和解吗？》，《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1997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刑法第
十二条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基础上的不合理性，参见梁根林：《死刑案件被刑事和解的十大证伪》，《法学》2010年第4期）有专门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