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开会传统当然缘起于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目前虽不如原来那么定规，却延续至今，每一所大学的院系都不例外，甚至所有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好像不开会反而不正常。我很诧异地看到，即便“国内一流”也不能免俗，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有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恕我直言，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是他们的会议几乎从来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一年也有个把次全院大会，但那些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院长、教授和行政人员在一起谈笑风生，看不出任何等级差别。反观国内大学，除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之外，集体大会是什么样子呢？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上无非是学校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学院领导传达校领导指示，总之是领导在上面讲话，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该拍手的时候拍手，该举手的时候举手。问题是我们的“国内一流”还要冲刺“国际一流”，试问这种状态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在国际上，不要说一流大学，哪怕三流大学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开会的。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在互联网时代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呢？
集体大会不只是没有必要地浪费时间，而且是凸显行政特权、制约乃至羞辱学者人格的一个标志，让人很自然联想起“文革”时代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场景。这种大会根本不可能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必然蜕变为领导指示乃至教训群众的动员会。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一次看到的场景都是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随便公开表达，哪有一点民主参与的影子？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国内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学者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倒未必因为如今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般学术研究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而在于多数学者在这种气氛中潜移默化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无畏、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也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之所以“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前呼后拥、呼风唤雨，污染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空气。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的评判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为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犹如在商业上赚得“第一桶金”之后，“雪球”越滚越大，后人难以超越，尽管进入官场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