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一旦把心思花在做官上，很难成为一流学者，我们也不应该将一流学者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行政细节上。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是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就是一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因而大牌教授很少会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之外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头衔，名片如果有的话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似乎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即便在“官学结合”比较密切的法学院也不例外，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是由副教授担任的，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的时候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呢？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自己的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扯谈其它。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然也是顶尖学者，其实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是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了领导呢？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某研究所的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学校或院系某个委员会主席，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他自己也会感觉混得“很失败”。事实上，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尤其在国内行政管理事无巨细的情况下，成天泡在“文山会海”，几乎不可能把学问做好；对于他们来说，学问已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吊诡的是，不少领导明知这一点，却故作神秘地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对此，我只能说这种“牺牲”或“奉献”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一个大学根本不需要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事实上，如果大学行政真的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管起来”就是好事，那么这样的大学或院系只能越管越糟。一个简单常识：以学术上非一流的行政领导去“管”别人，能管出个学术“一流”来吗？然而，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恰恰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自己的“管理职责”很当回事，对于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而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吧？但是行政法上有一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有经过教员的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本身都是问题，强行实施这些规定只能是利用合法形式实施违法目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