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第二个限制条件首次出现在法国最高法院1914年Clayette案的判决中。该案中，出借人将一笔金钱借给借款人。该借款人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在借到该款项后，他将之用于该团体的建筑上。之后，该宗教团体解散，财产交由管理人管理。因为出借人无法满足法国民法典第1341、1347条对借款诉讼的证据要求（法国民法典第2277条），出借人遂针对管理人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请求返还该宗教团体从所借款项中所获之利益。法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重申了Arbuy和Rau的观点，指出：“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建立在禁止通过他人损失获利的衡平原则的基础之上，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当某人因他人的损失而得利并且该他人无法通过合同、准合同、不法行为或准不法行为诉讼获得救济时，应当允许该他人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法院认为，借款诉讼因法国民法典的前述规定而难以胜诉，本案诉讼与借款诉讼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不当得利诉讼。[15]Clayette案提出一般的不当得利诉讼只是一种辅助性的诉权的限制，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的适用只有在原告没有基于契约、准契约、不法行为、准不法行为的其他诉权可以行使时方才可能。[16]从表面看，该限制似乎与此前一些被告基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而获利的判决不一致，在这些判决中，被告提起的不当得利诉讼得到了法院支持。但这些案件也有一个共同点，第三人已因破产等原因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实际上原告没有办法通过提起与第三人的合同之诉来获取实质有效的救济。本案中，原告因为不能提供所需的充分证据而无法通过合同诉讼实现救济，与第三人失去支付能力并不相同。Clayette案提出，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是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诉权，此限制的意义是双重的：就当事人而言，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滥用一般不当得利诉权，进而规避法律规定的调整系争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的适用；就法院而言，可以避免将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变为法律扩张的工具，防止法官过分扩大一般的不当得利之诉的适用范围，有效防止了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泛滥。
Clayette案确立的规则为法国法院的判例所遵守，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成为法国不当得利法的重要特征。在Clayette案之后的发展中，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辅助性特征又得到进一步的细化。若有如下情形之一，即不得提起一般的不当得利诉讼：（1）原告因其疏忽或错误未能行使其他的救济措施。此时原告若要行使其他救济措施将面临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如诉讼时效、证据不足等；（2）三角给付关系针对有支付能力的第三人可提起其他诉讼。[17]法国法院之所以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作出限制，除了诉讼成本和手段经济使得禁止当事人就同一事实享有多重救济成为必要之外，还因为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是法院在民法典之外创设的诉权，其只应也只能成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手段，而不能喧宾夺主，取代成文法的规定以成为一般原则。
从法国的判例实践可看出，虽然法国民法典未承认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但法院在通过扩大无因管理概念的努力失败后，通过Boudier案确立了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这虽然突破了法官权限，属于造法活动，但仍为学界认可。但若将Boudier案确立的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无限扩大，则会动摇其他法律制度，如合同法的基础。法国学者Georges Ripert认为，返还不当得利债务的真正基础是自然或道德上的公正，任何加于其上的理由均只起到掩盖事实的作用。不当得利是一种可以破坏所有法律制度的巨浪。[18]因此，Boudier案之后，法国的判例致力于对一般不当得利诉权的限制，此种限制一直保留在现代法国民法中。根据法国学界通说，一般的不当得利返还之诉须满足以下要件：（1）原告的损失必须是被告得利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尽管被告只应支付自己的得利或原告的损失中数额较少者；（2）原告须无过错；（3）原告不是为自己利益而行为；（4）损失和得利均无法律上的正当理由；（5）除了不当得利之诉外，没有其他救济措施。[19]对一般的不当得利诉权的适用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令人怀疑法国法中是否还有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存在。反对将不当得利作为一般的法律规则的学者认为，防止不当得利是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合同法、财产法甚至刑法中对侵害财产犯罪的处罚均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但法律中所有的防止不当得利的规则并不能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此种法律的最终目标作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国著名学者Jean Carnonnier戏谑地说，不当得利诉讼是最浪漫的诉讼，怀疑既然法国法中其他完善的制度如无因管理、非债清偿等可以更好地实现防止不当得利的目的，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能发挥多大作用实在值得怀疑。[20]Marie Malaurie指出，不当得利是一项道德原则而非法律原则（en quelque sorte en marge du droit）。[21]除了法国学者质疑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的外，欧洲大陆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有人认为，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与无原因得利（enrichment without cause）不同，前者指基于衡平的救济和法律的一般目的，后者指具体的技术性的法律规则。[22]而且，有时如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虽然从抽象的意义上可能会产生不当得利，但并无返还财产之空间，因为双方之间存在的有效的合同为受领人提供了保有所得的法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