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生命，来自宽大笃实、豁达光明的生生之气，并不是也不能化约为任何一种抽象教义或主义话语。孔子的肉身所象征的文化生命，开放在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构成的“六艺之教”中。在普遍的层次上，诗、书、礼、乐，首先并不是作为经书或四种法典，而是作为“三科六艺”意义上的“四艺”，共属于同一个教化空间，从而完成人性的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养成。如今的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等各大宗教的“教堂”显然便是这种意义上的“诗、书、礼、乐”四者共聚的“四艺”空间。传统中国的学校虽然是上述四艺空间的主要场所，但“四艺”本身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生活世界。从生活方式的养成角度而言，四艺或六艺（诗、书、礼、乐“四艺”是一个层次，其构造的是体现了中国文明所理解的人性的人———君子，易、春秋“二艺”则是从君子向上达一路的进一步提升） 作为一种教育的场域，如何构建，则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与生活方式的持守，最为关键的问题。当前的读经运动，虽然触及到四艺或六艺中的某些层面，但其实只是集中在“四艺”中向着眼与心开放的那些东西，礼教、乐教、诗教、书教在更本质上的层面上并不能还原为读经的问题，它是要通过人们的阅读、倾听、歌唱、吟诵、乐舞、执礼等活动，向着眼、耳、鼻、口、身、意诸官觉构成的整体生命的开放，是以这种方式构筑的文—化或教—化的空间。
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可能贡献
在理解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在以西方文明作为它的参照，这无可厚非，但需要脉络化、整体性地理解西方文明。比如，民主与宪政上，在实践与理论上都被做了普适性的理解之后，就成了自由主义者对中国道路在政治方面上的最后方案。的确，当前中国政治蕴含着的危机，如政治权力的防御与限制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政治方案的思考，需要更为久远的眼光。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拿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时候，却没有反思，最终以之来捍卫什么，正因为不能考虑到这一层次，所以最后只能以普遍人性的问题，抽象地回答这一问题，最后的结果则是自由（甚至是消极自由）、民主与市场，反而成了目的本身，并将之从政治生活扩展到学校、家庭中去，从而不断僭越自己的边界，由此而滋生很多问题。一方面，剥离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形成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自由民主的技术化，即悬浮着的没有归宿与根基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市场等的主义化或价值化，却又强化了与传统形成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即便以自由主义作为中国道路在政治上的回答，也既要着眼于当前时代的实质问题，又要更长远的目光，一个政治的制度如果仅仅为当下的问题而设，那么它在未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危机，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理想的方式是转化提升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宪政，让它的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脱离基督文明与资本主义所支持的那种生活方式，与当前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以中国文明的精神充实之，即让其成为中国文明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的保护者，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不让其抵触、干预这种生活方式。换言之，宪政与民主的建设问题，不是一个移植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地”转化的问题，应该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整体结构中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