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上升到这个层次来看问题，就会发现当前的各种讨论，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挑战：这就是“中国”观念的不充分性。无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讨论，还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讨论，“中国”都仅仅停留在自然状态下的“所与”或现成性概念，仅仅由现成的地理的、民族的，或国家的维度规定，其内涵还不是内在于中国道路之中的目的与方向本身，换言之，“中国”还缺乏文教内涵，还是一个没有“文—化”（“文”与“化”在这里用作动词）能力的外铄性概念。那种仅仅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的“挨骂”的百年历史处境来回答中国道路的内涵的思路，至少是外在的、防御性的，远远没有上升到其内在的自为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没有上升到文明得以立身的地基，没有上升到千年中国文明的现代更新问题。因此，我们说，中国道路中的“中国”观念如何充实的问题，是上述方向性忧虑的核心。
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生活方式问题
中国含义如何充实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道路的方向性问题，只有在文明论层次才能得以深化。文明的最核心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而后才是围绕着生活方式展开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等等。生活方式关涉到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以及如何展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它是文明的基本方向问题。生活方式往往渗透在它的人们的视听言动中、弥漫在人体的气血筋脉里、贯通着意识与无意识，它提供对人性及其所居世界的根本性理解，这种理解规定着我们感受并消化身与心、性与梦、衣食住行、自我与他人、健康与疾病、时间与空间、义务与责任、工作与劳动、婚姻与家庭等等，这些生活世界基本事物的方式，而感受并消化上述事物的方式，也反过来构筑生活方式本身。一个坚实、深刻、丰裕、厚重的文明，会将自己的精神贯彻到可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细节里，“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小大精粗，无所不运。比如坐立时端正身体的方式、日常闲居时口腔中的舌位，甚至性生活以什么方式才从生命的耗散转化为保养，等等，中国文明都考虑得格外周详，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中，一个伟大的文明完成对人性与生活方式的从自然到文明的转化与提升。中国文明所提供的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建立在天、地、人的相互贯通的基础上。它对天、地、人三者的分工、边界及其协调与平衡，都有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这个理解，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做人，构成了它的指向。这个指向既不会遭遇神教的世俗化转型所带来的困境，亦不会遭遇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的世界体系大体都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但对中国文明而言，并不是文明自身的精神性危机，并不是生活方式内在的危机，而是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方式的转变，在现代世界中重新找到象征性的载体与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