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类决策的依存性。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封闭环境、日益”缩水“的球体。共同的生存空间，使我们的行为总是会彼此影响。世界各国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如资源稀缺、环境恶化，而这是单个主权国家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全球协力。
（3）影响的整体性。在现今的世界没有真正地域性的行为，每一个决策，不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的，都有一个全方位的影响，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产生”蝴蝶效应“[15]比如，美国的虐待战俘事件引起了世界各国对美国人权制度和人权口号的疑问；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全球化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趋势首先在经济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持续地缩小了各国之间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性的资金流动和贸易往来今非昔比，这不仅导致各国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导致经济活动的国际调整。”WTO“等一系列国际性组织及其规范的产生即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表征。另外，全球化的趋势在政治、法律乃至文化生活等领域对人类社会也发生深刻影响。尽管由于国家利益、区域集团利益的制约，由于价值观念、法律冲突、生活方式的差异，政治全球化的制度构建，”世界法“的形成还只是幻想，但我们已看到政治领域的规范开始趋同，政治运作模式开始从孤立的、彼此隔绝的方式转换为彼此联属、彼此影响的方式。而国际法在新的时代也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不仅表现为国际法主体扩展，国际法领域扩大，而且表现为国家主权保留范围相对缩小，国际公共体管制范围扩大，”造法“性条约的采用以及国际组织活动的某些方面，指示着一种新的立法程序或者与之相关的国际程序正在出现，国际法的执行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了一些具体制度和机构的保证。
上述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结构体系的影响是深刻的，国际社会已由单纯的国家间体制逐步走向国家间体制和超国家体制并存的时代[16]。在这一时代，国家的权威也受到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挑战。国家实际上不再是世界戏剧惟一重要的行为体。正如本杰明·巴伯在一本名为《圣战对麦克世界：全球主义和部族主义如何重塑世界》的书中所主张的，民族国家和基于国家的世界结构正日益被对立的力量所腐蚀。有些力量使得国家发生分裂（圣战、部族主义），另一些力量促使国家融入一体化的世界（麦克世界、全球主义）。麦克世界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正在打破国家的重要性和权威，推动世界朝一个更高程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方向发展[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