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裁决虽然激进，但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留有余地：6月24日，审判一庭认为，在现阶段释放被告尚不成熟；获准上诉与复核羁押是两个关联问题；申请取消暂停诉讼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可能的出罪证据问题是暂停诉讼的根据，任何提交法官审查的建议必须符合确保公平审判的最低要求，其中包括审判和上诉法庭审查、获取和研究有关资料的权利。[27]控方为之一振，开始“画蛇添足”：6月24日，控方紧急提交对其所掌握的有关额外资料进行披露和审查的信息。[28]控方最终完成对1，172项证据事项的审查，其中数十项属于可以依法披露或查阅范围；有13项没有披露限制，可以立即披露；有19项属于联合国附条件提供，依议处置；剩余3项属于其它限制提供，控方可以提供删节版本或资料摘要以供辩方披露和查阅。
6月24日，法庭如期举行公开的情况会商。[29]听讯的主要议题是临时释放被告问题。法庭表示：今天下午就做出最终决定为时过早，各方必须于本周周五下午4点之前提交书面意见，法官没有既定成见，各方可以畅所欲言。申请获准上诉与复核羁押是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30]辩护律师马比利认为：第一，暂停诉讼导致释放被告。《逮捕令》是裁决的法律基础，也因此失效。上诉没有暂停效力；如果获准上诉，上诉人可以申请上诉分庭下达暂予执行裁决，但是控方现在并没有获得这种裁决。以严格的法律立场观察，暂停诉讼对释放被告直接发生影响。第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进行羁押复核也不可能了。法庭裁决已经确立了两项原则，一个是：所有出罪资料必须向辩方披露；另一个是：检察官使用或滥用了保密协议，特别是与联合国签署这种协议。检察官还在坚持错误：长达4年间，他们竟然还能发现更多的出罪证据，他们似乎忘了如何归拢文件，这就意味着辩方面临着比暂停裁决之前更糟的局面。第三，联合国信件设定的审查条件具有特别的残酷性。精读如此众多的文件而不能记录，只有超常的法官才能胜任。辩方不能接受摘要，摘要不能成为证据。国际司法的意蕴究竟如何？是发现事实，还是发现联合国想要我们发现的事实？法官与检察官的独立性何在？我的同事告诉我，他们试图隐匿联合国掌握的资料；联合国驻足刚果已有数年，它是主要的信息源。总之，不让我们接触文件，他们如此作为的主要利益究竟何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今天是联合国，明天就是另案中的另一信息源。[31]检察官办公室温斯洛普律师回应道：辩方在探讨上诉的实质问题（the merits of the appeal），时间和场合都不对，我们会在书面意见中回应。[32]福尔福特法官认为：控方的意见确有道理，但是辩方讨论信件问题并无不当。本庭也打算提出这一问题。[33]
被害人代理人瓦伦律师的发言格外富于激情：我想这里是表达被害人意见和关注的时候了。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这是本院和国际刑事司法的十字路口。再过几天和几周，法庭就要作出异常重要的裁决。今天，在布尼亚（Bunia）的教堂里，人们在祈祷，人们已经祈祷数日了，祈祷会持续到法庭做出裁决。这些人是卢班加的同情者。有些人还在欢呼，但是被害人沉默不语。被害人对司法、司法制度失望，被害人始终对司法制度失望。他们期望国际司法制度能够给他们带来国内制度没有给予的希望，但是今天他们震惊地看到卢班加先生被释放的结局。冲突还在继续，还有孩子在灌木丛中，只有这个案件才能给他们希望。这个裁决太重要了，必须提交上诉分庭决断。这个问题将会在所有未决案件中出现。如何解决？《规约》沉默不语。看来检察官的权利与辩方权利存在冲突，如何协调法条规范并不容易。如何解决，这是法庭的职责，但是法庭在倾听辩方意见，他们似乎认定：所有出罪证据必须向辩方披露。所有证据都可能包含出罪信息，如此，第54条第3款第5项[34]就只能束之高阁了，所以这一问题异常复杂。国际社会如何识别法庭、检察官、联合国和其他倡导者？讨论这一问题需要一篇博士论文。司法的过度能够导致非正义。我们有责任确保过分的司法不至于导致非正义，这就是被害人的要求。[35]福尔福特法官对瓦伦律师煽情演讲的“相当宽容”[36]过后，话语权转到被害人代理人巴比塔律师：我完全赞同瓦伦律师的立场。我相信应当释放被告，但是让我们想想后果。被告有权获得释放，检察官也有权证明保密利益的正当性，但是我的当事人请求我告诉大家：看来在法庭的政策中，不再考虑被害人的利益。许多被害人说：释放被告是一种外交安排，这种裁决将会使伊图里情势烽火重燃，也会使伊图里情势陷入尴尬，这就是我请你们慎重考虑的原因。不能侵犯控方权利，不能侵犯辩方权利，也不能侵犯被害人权利，但是我没有看到被害人此时有何地位。联合国为什么要对文件保密？联合国所保护的是那些人？哪国或哪个邻国的军事机构？我认为，一旦释放被告，人们就会在卢班加的社区伺机报复，法律代理人、中介人员和被害人都会陷入危险境地。被害人完全不懂法律；被告被释放了，这就是一切。被害人不相信民主刚果的司法制度。民主刚果政府还会说：“我们错了，不该把情势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我们自己本能够审理。”自17号以来，局势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我们人人自危；我们需要知道联合国文件的内容。我们这里都是成年人。我们等待了20个月参与诉讼，但是自13号以来，所有希望都化为灰烬。针对被害人可能发生的危险，法庭又会采取什么保护措施呢？我们想到了被羁押人的权利，我们想到了控方的权利，但是看来被害人永无权利。我们需要避免通过环环相报解决问题。法庭需要践行正义，否则就是向伊图里投放火球，我们都会为此遭受历史的谴责。[37]辩护律师杜瓦尔回击到：辩方尊重那些在布尼亚或其他地方祈祷的人，不论是祈祷被告重获自由，抑或祈祷被告继续受难。祈祷者有权获得尊重。然而，今天在法庭上我们从上帝的意志中无从获得启示。我们所能希冀的只能是人的正义，法庭的正义。我们所希冀的就是法律的正义，因为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有人告诉我们：正义将会引发战争。有人告诉我们：法律妨害和平。这是一个错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而不尊重法治，就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正义。这里的危险不是适用法律。这里的危险是不适用法律。[38]杜瓦尔律师的言论几乎就是检察官谈论“司法正义vs.政治和解”问题演说精华的翻版，[39]这回算是派上真用场了，颇具讽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