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对于ICC而言，第13条（b）就是来自安理会的”礼物“，而第16条就是ICC对安理会的”回赠“，有来有往，才有平衡。”礼物“是第13条（b）的本质属性，这无疑也是解释的起点。安理会提交情势，是对大国政治对ICC的”厚爱“，不是干预；第16条才是干预。这种”厚爱“体现在：安理会本可以自设法庭或有其它选择，但是出于”厚爱“，交给ICC处理。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国政治对ICC的信赖、支持或认可，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刑事秩序走向统一、避免分化。除此而外，提交情势本身并不构成一项特权，因为法定提交主体并不仅仅限于安理会；这还会拓宽法院管辖权力，这当然是国际法治与国际人治相互策应的一个悖论；甚至会降低案件处理难度，因为安理会的决定会约束各方。这对ICC而言当然意义重大。何况在巴西奥尼看来，法院最终是否启动调查，决定权力还是在检察官手中，三种情况没有区别。[49]尽管安理会还有其他利己性考虑：特设法庭弊端重重、疲惫不堪，这也正是安理会被迫”厚爱“ICC的绝对动力。这就意味着，司法独立与信誉不会因为这种”厚爱“受到实质影响。所以，从国际刑事秩序的整体价值考量，ICC接受”移交“，应当予以总体肯定。至于决议依据第16条的”干预“条款，在1593号决议中又进行了过分的”索取“，打破了规范的固有”平衡“，则另当别论。
五、学界的现实反映：前进抑或倒退？
目的解释毕竟仅仅代表历史，不能替代对现实罪案的生动阐述。对于安理会提交情势第一案，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果然给与了特别关注。各种关注依然是各说各是。但是总的立场是支持ICC接立此案的。至于《决议》意义如何，弊端如何，落实如何，不可能没有分歧。
罗伯特C.约翰森教授对美国在ICC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前文已经介绍，他对此次”移交“的历史性意义给与了最高的评价。此外他还指出：美国倾向一种特设国际法庭。但是，这种动议不堪一击。设立新的特设法庭，费用会超过ICC；设立和运行时间也会相当的长；完工时间限制会使庇护者最终逃脱法网。ICC就没有这些弊病。如果美国行使否决权，就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信誉，损害布什第二任期内修复与欧洲关系的努力。美国最终还是妥协了，但却注入了一些毒素，遭到一些国家的严重保留：例如丹麦就明确表示，《决议》不会影响该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力。此外，《决议》提到双边豁免协定，这种指称仅仅是事实性的，只是提示这类协定的存在，没有妨害《罗马规约》的整体性。最关键的是，人权组织、欧盟各政府、其他志同道合的进步政府、国际市民社会以及联合国体系的合力远比美国强大，华盛顿不可能控制这些强行法规范的国际化，也不可能控制国际社会执行这些规范的途径和方法。[50]如此说来，美国被迫妥协，安理会提交情势，可以被视为国际法治对国际人治的一次不小的胜利。
美国法官学者帕特雷西亚M.沃德在认真观察”ICC的急速成长“时，也提出了不少严峻话题。就达尔富尔案件而论，在以前的法庭《宪章》中，从来没有对美国公民的特别豁免。美国的立场似乎表明：我们支持国际机构，只要它们对我们不适用就行。美国拥有超强的监视技术；如果美国不能积极参与和协助ICC的诉讼活动，这对于法院取证工作就是一个决定性损失。美国怀疑ICC的正当程序问题，但是我在海牙的两年审判经历告诉我：所有的被告都受到基本公正的审判。在我看来，ICC的主要困难在于资源的缺乏。[51]ICC的确没有公开的”起诉豁免“先例，但是政治《决议》是否会演变成为一个司法先例，这还需等待法院的立场。在我看来，美国是假弃权（碍于面子）、真支持（特设法庭毕竟行不通，加上豁免条款），所以，它的监视资源是可以为ICC利用的。至于ICC的基本资源是否充足，这已不是本文需要特别讨论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ICC可能根本就不该设立。安理会提交情势时，看来对ICC还是有信心的。
威廉A.沙巴斯教授也对ICC的四个案件进行了全面研究。在论及达尔富尔案件时，他认为：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的规定，作为仅仅是条约签署国但并非是批准国的苏丹，不可能接受《罗马规约》的管辖。安理会要求联合国调查苏丹情势，秘书长设立了”调查委员会“，由安东尼奥。科塞斯领导，并于2005年1月25日报告秘书长。与美国的鲍威尔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不是灭种行为，而是危害人类行为，建议提交ICC处理，此间美国提出了进行国际化起诉的各种选择。安理会的大国”弃权“是一种”同意策略“（ a form of tactic acceptance ）。美国接受决议是其敌视政策的一次退让（a singular setback）。经过协商，美国还是向决议注入了一些毒素：例如决议第7段（费用自理）等。尤其是第6段（非缔约国维和人员豁免），与2003年有关利比亚的第1497号决议相同，其实它也排出了所有其它管辖权力，唯有疑犯国籍国除外。这与拘束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包括美国）的条约法规直接冲突。《维也纳四公约》要求所有当事国必须把此类重犯（不论国籍如何）在本国法院绳之以法，而决议告诉大家反其道而行之。《联合国宪章》第103条明确了”宪章义务优先原则“，果真如此，安理会的稀释行为就会使人们对《日内瓦公约》的强行法（jus cogens）规范性质产生疑问。此外，不论第6段的合法性如何，它还绝对与《罗马规约》冲突。乌干达也以这种方式向ICC提交情势，但是检察官表示这种”属人例外“无效；《规约》要求提交”情势“而不是”案件“，就是为了杜绝”片面提交“（one-sided referrals）的危险，后者会损害法院的合法性。如果第6段不合法并且不能剔除，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整个”提交“不合法。因此，在进行任何起诉之前，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检察官可能在将来起诉被豁免人员，但问题是目前何为（剔除这一规定）？现在的检察官可以不起诉被豁免者，但他不能限制其继任者。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结果：起诉被豁免者后，甚至控诉已经终结，法院可能对第6段的合法性进行裁决。法院会宣告《决议》和”提交“都是非法的吗？或者说，法院会拒绝拆分《决议》、剔除第6段，进而宣布整个《决议》存在致命缺陷吗？此外，沙巴斯还批评法院起诉和逮捕行动迟缓：即使是安理会提交情势，一年之内也不见签发逮捕令，这与纽伦堡法庭、前南法庭和塞拉利昂法庭都没法比。威吓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目的之一，对于ICC而言，尤其如此。威吓已经被奉为神化。法院到底有无威吓实效？这从来都难以证明，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谁没有接受威吓，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辨认出谁受到了威吓。假定威吓实效确实存在，法院为什么如此慢条斯理？法院确实应当加快脚步了。[52]沙巴斯的关注重点在于决议的严重弊端及其可能的负效应，这是其规范立场；他还特别关注法院的行动效率，这是其实践立场。就其规范立场而言，《决议》广泛违法，问题严重；ICC没有平等对待一切”不合法的情势提交“，值得批判。认识层面不同，立场并不矛盾。申言之，不论从实践层面还是从规范层面，他对达尔富尔案件褒少贬多。但是不论怎样，他们（包括科塞斯）还是大体支持由ICC处理该案的。
至于ICC究竟应当以何种模式处理该案，罗珊娜。利普斯考博有一个相当富有创意的详细讨论。他建议在苏丹设立一个混合法庭（hybrid court），这个混合法庭的国际因素是ICC。[53]由于国际因素主体特别（前无来者），其创新程度可想而知。然而这并非仅仅是学者的学术妄想，其事实与法律依据相当充分：首先，苏丹的冲突具有复杂性，主要冲突是南北冲突，第二级冲突才是达尔富尔冲突；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并存，但是并无国际法庭的设立条件：政权更迭；由于”五大国“在苏丹有三大国存在重大的石油利益、[54]四大国与现政府存在武器交易、每个大国都有推进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因此，政权更迭似无可能；纯粹的国际程序弊端重重：不能完善地促进当地司法能力建设（这最重要），难以克服距离、程序、资源和民情方面的非法性问题，无力逮捕要犯等等，这并非仅仅是国际特设法庭的弊端；”补充管辖“是ICC的原则，苏丹政府也已启动诉讼；实践证明，混合法庭具有巨大优势，[55]许多学者都认为它们可以弥补ICC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论者探讨了其新型混合法庭的法律依据：《罗马规约》第3条就规定”法院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在其他地方设立法庭“，第4条（2）还规定”法院可以在任何缔约国的领土上以及通过缔结协定、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上，行使规约规定的职能和权力“，第38条（3）（a）规定法庭地址及其后勤安排事宜由法官会议决定。[56]因此，在犯罪地设立混合法庭是可行的，无需改变《规约》。当然，设立这种混合法庭的困难也不可低估：例如苏丹政府的配合问题，但是并非不可克服，例如双方可以达成恩赦协定。[57]在我看来，该方案总体肯定ICC的管辖权力，并建议ICC可以依法进行制度创新，并预测到苏丹现政府的合作难度，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是论者过分夸大国际法庭弊端同时过分夸大混合法庭优势，为了取悦于苏丹现政府又建议ICC与之达成”恩赦协议“，从严格贯彻对最严重的强行法犯罪必须实行”有罪必罚“的政策立场出发，笔者对此建议持”严重保留“。颇令笔者吃惊的是，论者在各种冲突立场之间自由穿梭、游刃有余，能力与韧性堪称一绝。在我看来，这种”多元“设计的政治意义可能多于法律意义。中美都倾向设立特设法庭，中国和非盟都倾向设立地区特别法庭，中国和苏丹都倾向设立苏丹国内法庭，中国还特别倾向”政治和解“。不论是国际特设法庭（设在非洲），还是混合法庭（设在非洲或苏丹），都有地域性或混合性的政治指向。真反对《决议》也好、假反对《决议》也好，反对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对ICC非国际性或非混合性的反对。如此设计，至少可以把反对的政治因素降低一半或三分之一，同时也使得ICC快速实现机构创新。此外，常设国际法院设立临时混合法庭，多少具有些许讽刺意味。
六、结论：价值论的展开
联合国是”世界大讲堂“，而安理会则代表大国政治，直接判断和执行”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样属于领域性国际公法秩序，不是国际公法秩序的全部。[58]这种政治管辖秩序刚好与ICC司法管辖秩序竞合。一般而论，”竞合“的结果应当”从一而终“，但前提是竞合的事物性质大体相同，比如同为刑事规范，或者同为犯罪行为。然而，安理会秩序属于政治秩序，ICC秩序属于司法秩序，性质完全不同。当然法律秩序就是政治秩序，而且还是最基本的政治秩序。但是，法律秩序具有自足性，与政治秩序差异巨大。当然这种”演绎“还是文字游戏。在《罗马规约》起草、讨论、修改乃至最终成稿过程中，ICC与联合国的关系争执不大，但是与安理会的关系却成为争执焦点。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安理会代表历史的、大国的、少数人的政治，ICC则代表现实的、中小国家的、多数人的司法。司法因政治而生，没有”政治意愿“，任何法庭都不会产生。但是，”政治意愿“本身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人治的”政治意愿“与法治的”政治意愿“。法治的”政治意愿“决定了正义的、独立的”司法意愿“。所以，以法治的”政治意愿“考察，司法离政治越近，就越有疑问。ICC与安理会的距离有多远，是考察《罗马规约》刑事秩序法治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在这方面，西方的立法论与解释论资源十分丰富，此处无意详细展开。但是毫无疑问，苏丹达尔富尔案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常生动的考察样本。毋庸讳言，我们的理论假设（或美好愿望）一般会是这样：其一，国际法治与国际人治的”灰色地带“突然放亮；其二，”光线“显示国际法治与国际人治距离拉大。这种理论假设在达尔富尔案件中能够被实践证成吗？我认为：已经基本证成。俄罗斯赞成了，日本也赞成了，[59]这很令人看好日俄的未来对ICC的立场走势；美国弃权了（让《决议》通过），没有反对，似乎也无力反对，国家政策调整有了新建树，这令人宽慰；中国弃权了（实际就是反对），但是依旧”弃权“，虽然反对立场依然抢眼并且序位有所升级，但是立场始终是”一贯的“和”一致的“，不像美国那样多变和复杂；11票通过不是险胜，最重要的是只有4票弃权、没有反对票。另一方面，检察官似乎也没有把安理会提交情势看得过重，认为完全可以不顾苏丹司法进程对案件可接受性的影响。恰恰相反，它始终在密切关注苏丹政府和司法机构的反映。他更没有依照安理会开列的罪犯清单”迅速“实施调查和执行逮捕。他的行动充分显示出国际检察官的独立和谨慎。他在认真对待安理会的第一个”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