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行政法治道德导引性的发展空间
（一）我国现有行政法制的特征及行政法治在社会道德导引中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现有行政法治虽然在不断进步，但其制度内容所体现出来的管理法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换句话说，我国行政法从管理模式向行政权控制模式的转变还没有真正完成。无论是从行政法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规定上，还是在行政法制整体框架的完整性方面，两种模式的同时存在，似乎让我们无法确证行政法当下所处的真正阶段。总体来看，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向是更加突出民主法治的精神，单向的管理法模式正被双向和多向的参与法模式逐步取代。这应该是我国当下行政法制的基本特征。
笔者以为，行政法治在社会道德导引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参与性、民主性行政法模式在彰显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也宣告了取代管理型行政法模式的不可逆转。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参与模式的行政法，对社会道德都将产生一种示范和导引的功效，这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决定的，更是公法之道义出发原点的要求。现代民主性行政法模式的发展，特别是对共同体义务承担更多积极责任的行政法，必将对社会道德产生更大的引导作用。
（二）我国行政法治在道德导引中可发展的空间及其意义
在我国行政法治中，能够直接产生道德导引作用的规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公务员进行道德约束的规范，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公德行为进行奖励的规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规范。我国在行政法制完善过程中，以上三个方面都具有可发展的空间。对公务员道德规范方面，我国还没有单行的《公务员道德法》。对社会公德行为进行奖励的法律规范还是空白。虽然行政奖励在地方行政法规范条例中有所体现，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影响。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的行政法规范，相比前两个方面的规范还是比较好的。但如何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救助类法律规范，还是有多内容需要完善。
行政法治在道德导引中具有发展空间，一方面说明我们行政法治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从积极角度理解，说明我们在进行社会调控方面还有很多手段可以选择。具体来说，在解决当下的道德和法律两难困境的个案时，我们并没有穷尽这些应有的行政法治手段。
四、结论
分析道德乱象中的个案纠纷，我们不应将眼光局限于个案中的具体法律关系主体，也不应将责任分析局限于个案当事人，而应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寻找纠纷解决办法。在道德乱象中出现的法律个案纠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当事人。从社会整体角度对此进行法律规制是恰当的途径。私法手段的立法切入点都是个体的权益，似乎对此类纠纷有所助益，但并不具有社会整体的立法视角，也没有让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担个案中的法律成本，因此应该说其作用有限。把道德乱象下个案纠纷中的法治成本分摊给社会整体，行政法治手段是最恰当和最合适的武器。所以，从长远上解决个体道德冲突不能仅仅利用私法的办法和手段，更不能仅仅依靠社会道德的自我演化，应从公共法治的立场和角度，将道德个案中法律纠纷的解决成本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