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或者救助者是不是责任主体呢？在直接侵害行为发生后，由于侵害人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手段，或者彻底跑掉以摆脱侵权责任和逃避刑事法律制裁，这就为后来者，即我们所纷纷谴责的其他当事人增加了一种救助的责任。无论这种增加救助责任的说法在法律上能不能成立，但在道德层面上应该是成立的，因为社会舆论的谴责已经反映出来对这些人的一种责任性要求。侵权发生后，没有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及时救助，或者救助了但救助者反而被诬陷为侵权者，似乎这些法律意义上的“非侵权者”，或者称之为在场的“旁观者”，也就成为了侵权者。由于涉及具体法律责任的厘定，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道德和法律两难的困境。但道德上的责任者，不能当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人。
虽然道义上的救助义务为社会所推崇，但现有法律关系只能约束具体的侵权个体，却无法涉及这些旁观者，即使我们在道义上将这些旁观者变成侵权者，我们也仍然无法追究这些“旁观者”的法律责任，因为我国刑法中没有设立“见死不救罪”。笔者认为，之所以见死不救没能入罪，是因为在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方面还有探讨的空间。为了防止我们的法律退步为道德的打手，防止混淆法律和道德的应有界限，立法者才没有匆忙将其入罪。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法律和道德的连接途径不是一种简单的立法活动，而是一种“自治的体系”，{3}正是这个自治体系才使得道德与法律规范具有了关联性。刑法的惩治，作为罪犯和共同体的一种“沟通形式”，{4}应该被证明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迫于道德的谴责而将其入罪，这个被证明合理的过程势必将变得有些模糊。
2.为什么社会全体公民都是在场者？
笔者认为，当发生侵权者逃避责任的情况时，本质上是侵权者将对受害者的救助责任推给了社会，而不是简单转移给了哪一个人。承担救助义务的应该是我们社会全体成员。如果一定要用法律关系来进行规范性分析，则笔者更愿意将这些我们所有社会公民都理解成为“旁观者”。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即使我们没有在场，但如果对在场的旁观者进行指责，我们就也应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即正面维护道德义务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仅仅以没在场为理由来指责其他人，本质上就是在用我们的道德来担保我们将可能会去救助其他人，或者我们将不会诬陷救助我们的人。但要记住，我们是在用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承担法律和社会责任，而谴责的同时，我们仅仅是用道德来给我们自身担保。一方面是要求他人承担社会或法律救助责任，另一方面是自我口头道德担保和道义谴责，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谴责是没有法律意义的，真正有效的社会行为应该是我们共同承担起救助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