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S事先知道它能够成功地逃避责任的情况下，它总是会恶意地选择一物而不存在有效违约的问题，因而对上文的分析不产生影响。

　　五、不完全信息

　　本文到目前为止的分析，均是基于买方B明确知道卖方S为玉器的真正所有人的假设也就是说，B在购买玉器时能确定地知道它自己肯定是第一买主。在法律规定特定物的情况下，B便理所当然地拥有玉器的所有权。但这一假定并不能覆盖所有的真实情况。实际中有些情形是买方B对S是不是真正的所有人这一信息是不完全的。B并不能清楚地知道物的占有人是不是真正的所有人。如上文所引，有学者认为，规定特定物可以保护第一买方的利益，而且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但这一观点也仅仅考虑到买方B确知卖方S为真正的玉器所有人的情况，同样是不全面的。比如，在规定特定物的情况下，第一买主B在与S订立买卖合同后，心里似乎很踏实，因为玉器的所有权立即转移到它名下。但问题是，B如何保证自己一定是真正的第一买主?如果在它之前还有一个买主，虽然它自己认为自己是第一买主但其实不过是第二买主，或者第三、第四买主。而特定物要归于真正的第一买主所有。这样，任何当个买方在进行交易之前，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彻查货物的历史，以保证自己是真正的第一买主，但要了解这一信息，确定谁是真正的第一买主，不仅要付出成本，而且有时成本还相当大，很显然，这样的规定其实是不能真正地保障物流的顺畅，也不能保障所谓的”第一买主。“社会的经济秩序也许很稳定，因为人们轻易不敢轻易购买特定物。但这样的稳定是以缩减物流为代价的，因而可能是不经济的。

　　相反，如果不规定特定物，所有权从交付占有时转移，物流反而会被促进。理由很简单，任何买主只要占有了该物，就拥有所有权，不用担心有其它权利人来主张权利。在购买该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彻查物的来源，从而节约社会资源，真正地保障交易顺畅和安全。

　　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分析，不规定特定物要比规定特定物似乎更有利于促进物流。不是与本文第四部分以前的结论自相矛盾吗?这一分析到底能否起到限制、甚至推翻前面的分析的作用取决不完全信息的情况在社会中出现的多少。如果买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了解前手卖主是不是真正的所有人，那么应当更倾向于对规定特定物作一定的限制。反之则不应当对规定特定物作出限制。这个问题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数据，才能下结论。(注：在此可以看到法律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在此，它无法告诉我们实践到底是如何的。而实际的情况又是它作进一步推演的前提。这是法律社会学就找到了它的入口，因为它关注事实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提倡两种方法的结合。See RobertEllickson，Order With Law，Introdu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一般而言，按照德克海姆分工和交换的理论，在原初社会中，社会上没有或很少社会分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对交换的需求很小，交换的范围也很小。人们因此对物品的来源比较容易了解。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很细，专业化很强，社会变得更复杂，人们必须通过大量的交换来获得所需的物品，交易的数量和范围空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难了解到物的真正来源。(注：参见Emile Durkeheim，The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W.D.Halls英译本，1984年).)从这个角度分析，有必要对特定物制度的作用保留一定的怀疑，至少要作一定的限制。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现代民法倾向于规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原因。(注：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前苏联及东欧各国民法典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转引自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见http：//hula—lawoffice.com/new paee 19.htm，登录于2002年10月31日。)大多数民法法系国家都在规定特定物的同时也规定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很明显这两种制度有时是有冲突的。因为按照特定物的规定，第一买主当然地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则规定了例外，即当善意第三人为善意、有偿地占有”委托物“时也可以优于第一买主而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显然，在同时规定了特定物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体系中，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对特定物制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