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法中规定特定物，S在第一次将玉器卖给B时，B就已经拥有了玉器的所有权，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玉器的最终都是归B所有。(注：当T是善意第三人时，它可能因此而拥有玉器的所有权。如前文所述，这种情况适用的条件限制很多，在实际中出现不多。有这一点上，本文将这一情况忽略不计。)在第三人T的三种出价5万元、10万元、和15万元中，只有15万元高于第一买方B所赋予玉器的价值12万元。那么，当T的出价是5万元和10万元时，玉器归属于B的结果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因为B价更高。而当T的出价是15万元时，玉器归属于B的结果没有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由于我们事先假设在T的三种出价中，每一种出现的可能性都是均等的，(注：这一假设的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分析能否促成有效违约的可能性；下文将作进一步阐明。二是简化问题而便于操作。事实上这样假设也接近真实的情况。作这样的假设并不是作者的发明，类似的假设可见于Polinsky对合同中风险的分析。参见See A.Mitchell Polinsky，An Introductionto Law and Economics，p28-29，2ed，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9.)那么在大致三分之二的情况下，玉器归B所有的结果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民法中如果设定特定物，达到物的最优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要大。如果民法中没有规定特定物，由于S在没有交付玉器给第一买方B之前，所有权一并转移，S仍然拥有所有权。当S一物二卖时，不管T的出价如何，玉器的最终都归T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当T的出价是5万元和10万元时，玉器归T所有的结果没有达到了最优的资源配置，因为B对玉器赋予的价值12万元更高。而仅当T的出价是15万元时，T的出价高于B赋予玉器的价值12万元，此时玉器归T所有的结果达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T的三种出价的可能性是均等的，只有三分之一的情况资源达到了最优的配置。所以，不规定特定物时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可能性要小。
有效违约的分析看起来仍然支持在民法中规定特定物。但这一结论是有限度的。我们知道，上述分析都基于一个假设：卖方S在决定一物二卖时，它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最终能否成功地逃避责任。而如果它事先就知道它能否成功地逃避责任，结论就会不同。比如，如果卖方S在与第一买方B订立买卖合同之后，经过反复权衡，发现能在一物二卖之后完全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很小、或者没有，它就会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作不同的决定。(注：在此必须假定S能够了解法律的规定。如果它不能了解法律的规定，它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博奕反应。而且还必须假定它的预测是正确的，否则就会影响本文的推导。)当法律规定了特定物时，它就不会选择一物二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玉器总是归B所有。(注：T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是例外。)而S与第三人T的买卖合同总是自始无效，S总是无法从T出的、也许是比B高得多的价款中获利。(注：同样，例外的情况是，当T是善意第三人，S可以因T最终获得所有权而获利。)但当法律不规定特定物时，S就会因T的出价而作不同的决定。如果T的出价是5万元或10万元，从前文的分析可知，S将玉器在以10万元卖给B以后又卖给T，根据T的不同出价，B的损失不同。当T的出价是5万元时，S的损失是5万元(T的出价5万元减去付给B的预期利润2万元再减去自己的8万元成本)。同理，当T的出价是10万元时，S的损失为0(T的出价10万元减去赔给B的2万元利润再减去8万元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一物二卖的后果都会比仅卖给B的情况要差(只卖给B，S可以获利2万元)，所以S不会一物二卖。但如果T出价15万时，S就会选择卖给T，因为它可以因之而获益5万元(T的出价15万减去8万成本再减去2万给B的利润)，高于买给B时的2万元。根据有效违约的分析，因为玉器最终归出价15万的T所有，这一结果达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从社会的整体利益上看，这时社会整体增值了7万元(S获益5万元加上B的获益2万元)，也要高于不设定特定物时，社会整体增值的4万元(S和B各有利润2万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规定特定物的状况要优于规定有特定物时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S事先知道它无法成功逃避责任，规定特定物妨碍了可能存在的有效违约。一般而言，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S成功逃避责任的可能性会降低。那么，随着我国法制的进一步健全，规定特定物会妨碍了可能的有效违约，从而会产生不利的经济后果。但必须指出，这种情况要求卖方S能够事先正确的推测一物二卖后的结果，而且要求T的出价相当地高出B赋予玉器的价值，出现的可能性也是不多的。(注：同时善意第三人动产取得制度还带来抵消作用。因为即便规定了特定物，由于善意第三人制度的存在，S在T是善意第三人时，仍可以在T出高价时，违反与B的约定，而将玉器卖给T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