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定位，我觉得西方有些思想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在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学说的影响下，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主流观念，在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所著的《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一书中这样写道，“社会契约论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某种社会目的（而不是统治者个人的目的），必须满足人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且只有这样行使的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国家的本质“是在特定政府结构下的官员所代表并行使的公共权力，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公共利益’”。[2]而政府应该是国家的代言人，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
所以，西方人眼中国家与政府的观念与中国人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认为，在建国之初，很多共产党人所倡导的要“做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服务”，以及最近几年中国高层倡导的要建立“阳光政府”、“诚信政府”、“服务政府”等理念，其内涵在很多地方都是想通的，唯一的差别是在真正的实践中，西方人因为深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对政府最初就是不信任的，所以在政府体制设计中特别注重分权与制衡；然而在中国，则没有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教育人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父母官”（这个词本身就有官僚主义的色彩），只是教育各级官员要有党性，要做到权为民所用，福为民所谋。不可否认，确实有不少较为优秀的官员，但没有制度的约束，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绝难实现。
所以笔者在此向众党政之官员，向普天下之百姓，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权力之剑究竟是为谁而铸的？不是为某个人，也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答案是唯一的也是肯定的，权力之剑为民而铸，天下为公。
三、公民意识：呼唤理性与平和
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当事人莫过于政府与公民，客观的说，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如果说政府的表现差强人意的话，那么乌坎村民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首先，在面对村委会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上访，然后是游行请愿，之后是暴力冲突。然而从未想到过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但这点无可厚非，也不可求全责备。因为在中国当下的法治环境下根本就无法治可言。最深层的原因是村民的心中更多的是一种官僚意识，希望自己能碰到“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这也是任何一个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的果断之选，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中国，法律的条文不如领导的条子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