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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藏海:乌坎事件背后的中国式思维方式

  

  村级选举与腐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几千年传统的宗族观念与乡土人情。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国式民主的第一步就这么艰难的迈出去了,然而民主的背后却是无尽的忧伤。那些当选的村官或者为了捞回选举成本而更加腐败,或者为了维护宗族利益而牺牲群体利益。


  

  老师曾在课堂上一遍遍教导我们,“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理性的看待社会问题,不做愤青与热血青年。”


  

  所以,纵然基层民主还有很多问题,纵然基层民主的背后还有无尽的忧伤,但是,正如著名学者俞可平先生所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1]。面对基层民主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更应该思索解决之道:第一,加强基层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用法治来约束民主;第二,建立一系列的保障约束机制,切实实现村务公开透明;第三,地方政府切实做到不干预村内事务;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不断加强村民的民主与法治教育,把宪政理念深入人心。


  

  唯有如此,基层民主才会实现,民主与宪政的光辉才能遍及每一片土地!


  

  二、权力之剑:究竟为谁而铸?


  

  在整个乌坎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应对充满了戏剧化色彩,从极力的镇压到主动的对话,从强硬的处理到温和的面对。无疑,在事件开始的时候,当地政府低估了此事件的严重性和扩张力,更重要的是低估了民众的“爆发力”与一个法治国家所应有的公民精神。


  

  在这里,我所着重关注的不是事件中的流血冲突,也不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而是政府官员每次公开讲话中所蕴含的浓厚的官僚主义风格。


  

  比如事件发生之后,在2011年12月19日的汕尾市委、市政府举行的“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上,汕尾市书记郑雁雄大放厥词,对此评论道:“(政府)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就连主政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也在2012年1月3日开幕的中共广东省委第10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的致词中承认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对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考验。


  

  虽然后者的话没有像前者的话一样,那么让人不可思议,但是都表现出了一种对老百姓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提高的恐惧与不情愿。在改革开放前沿,政治较为开放的广东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较为封闭的内陆地区了。


  

  官僚和官本主义思想已经深深的植入在了国人(不只是官吏)的心中,根深蒂固。在很多人的心中,官员总是高高在上,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很多官员往往口口声声说要为民谋福利,但内心深处他们却希望每一个百姓都是“良民”或“顺民”,只要百姓有一点点,哪怕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最为基本的公民意识和宪政意识,他们就很恐惧。然而公民意识和宪政意识的不断强化才是改造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劣根性”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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