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票据丧失补救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李伟群

　　一、前言

　　票据是一种有价证券。票据权利根据记载于票据上的实质内容所定，因此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的持有具有天然的、无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一旦持票人丧失票据而成为失票人，那么，就失票人而言，虽说他依然是该票据的真实权利人，却会跌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窘迫境地。因为“失票”意味着他已经失去对票据的实际控制，故在该票据满期之前，他已不可能通过处分票据将之转让给第三人（向后），同样，他也无法在票据满期后持票向票据债务人（向前）行使请求付款权利。

　　可是，将权利与证券相结合的有价证券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让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更容易、票据流通更快捷、票据转让更安全而所设。然而，票据的丧失给失票人招来如此不利的结果，其非票据法律制度所愿意看到的结果。为了给失票者提供必要的补救措施，世界各国主要是通过公示催告、或者采用请求付款诉讼这两大救济手段得以实现。可是，我国票据法不仅保留了挂失止付这一传统的做法，还包揽了大陆法系的公示催告和英美法系的请求付款诉讼两大制度。

　　应该说，在1995年《票据法》出台伊始，我国学者对《票据法》第15条第3款的立法技巧颇加赞赏，认为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成熟的制度一并纳入票据法同一款中，乃是我国丧失票据救济制度的一大独创，是中国实行立法“拿来主义“的成功体现。

　　可是，经过10余年来的票据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双重沉淀和积累，现在，我们已经有理由来重新反省和审视《票据法》第15条第3款立法结构之合理性问题。甚至有必要冷静地反思我国该款的立法是否陷入了拿来主义的泥潭？因为，我们深知这些从域外移植而来的制度，并不是只要拿来就可以立即实现本土化目的的。

　　例如，在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中出现了“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票据的流通，进而大大地削弱了公示催告制度的适用范围。在适用请求付款诉讼程序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8条指出，“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外，应当提供担保。担保的数额相当于票据载明的金额”。可是，提供的担保何时可以解除、有没有可不经担保直接提起诉讼的可能、以及失票人没有能力提供担保的情形之下，可以用哪些变通方法，使失票人照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票据维权目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如何区别、如何解决，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并无明确的界定和说明，这种不可操作性，无疑影响了票据的审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