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理院
大理院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监督行政事务。大理院内依民刑分立和事务繁简置民事庭和刑事庭各若干，每庭设推事若干人、庭长一人，庭长由推事或推丞兼任。大理院还设有民刑事处，下辖民刑事科，各设推丞一人，由某庭庭长兼任，监督本科事务，并决定案件分配。
北洋政府时期，刑法与民商法典均未颁布，削足适履地“暂行”援用前清法制，必将发生疑义。大理院通过行使最高审判权和法令统一解释权，作成判例和解释例{9}{10}，各法原则，略具其中，其实形同造法。即使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除了与制定法明显抵触者外，仍得以继续沿用。大理院作为民初最高司法机关取得空前的独立审判权、规范控制权与行政自主权；大理院院长、庭长、推事亦学养深厚、相对洁身自好。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纷乱年代里，大理院为中国司法史留下一页清白。[6][7]
1．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院是普通民刑案件的终审机关；对于法定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大理院第一审也是终审机关。大理院审判采合议制，以推事5人组成的合议庭行使审判权。根据《大理院编制法》第37条，大理院审理上告案件，如解释法令的意见与本庭或他庭成案冲突，则由院长根据案件性质召集民事科或刑事科或两科的总会决议。
由于当时成文法典多未颁行，“大理院乃酌采欧亚法理，参照我国习惯，权衡折中，以为判决，日积月累，编为判例汇编，……一般国人，亦视若法规，遵行已久，论其性质，实同判例法矣。”{11}（P．3）从判例作成的密度来看，自1912年到1921年，大理院几乎凡有一判即有一例；1921年以后，判例则明显减少，这主要是因为1921年之后，立法已经相对齐备，又有大理院之前的成例可循，所以无须别开新例。[8]
2．规范控制者
据《大理院编制法》第35条，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权；《大理院办事章程》第203条更赋予大理院法令解释以普遍拘束力（“就同一事类均有拘束之效力”），这就赋予大理院当时各国最高法院所未有之抽象规范审查权。《大理院编制法》第35条同时也规定，大理院长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不得指挥审判官所掌案件之审判”。
大理院行使解释权，通常是依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的申请以解答质疑，但也可径行纠正相关公署及其人员对于法令的误解。依《大理院办事章程》第206条、207条，请求解释文件，由大理院院长分别民刑事类，分配相关庭长审查并草拟复稿，请求解释文件和复稿应经相关推事审阅，必要时，得开民事或刑事全体推事会议讨论；解释文件办结，则交由大理院院长作最后决定。
大理院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前后达16年，而北洋时期正是中国法律大变革的时期，法律疑义甚多，“大理院之解释，亦不厌长篇累牍论述学理、引证事实，备极精详。”[9]“大理院又有最高审判的权限以为贯彻法令间接的后盾，故此种权限实足增长大理院的实力；而大理院解释例全国亦均奉为圭臬，用作准绳。”{7}（P．33）
3．院务自主权
大理院因沿革和法制上的理由，与内阁的司法部处于平行地位。“司法部所颁行行政规则，于大理院向不适用”，“所有大理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均由大理院院长自定规则，监督施行。”{7}（P．34）在1921年民刑诉讼法颁布之前，大理院适用的一切程序，也均由大理院开推事总会自行议定，公告施行{7}（P．31）。大理院人事任免案、惩戒案、预算案虽由司法部长转呈，但后者不得拒绝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