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张千帆
【关键词】文革
【全文】
3月14日，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谆谆告诫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已长达35年之久，但事实证明，温总理的警告不是多余的。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从“文革”的百孔千疮中艰难走来，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和极左思维的阴影，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文革遗毒”不禁没有肃清，反而有所扩散，甚至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由于公权力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约束，人民无从参与改革决策，致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存得不到实质保障，受压迫感和被剥夺感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在本质上是宪法规定的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公民政治参与不充分造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越匮乏，民主参与的代价就越高昂，而多数人抱着“搭便车”心态，不愿意像乌坎村民那样站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宁愿做沉默的“围观者”。其中有些人则在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鼓噪下简单诉诸仇官、仇富情绪，指望哪一位“救星”再来发动一次“文革”，只等“天下大乱”，自己也能从“打砸抢”中分得一杯羹。
这种情形和“文革”似曾相识。早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等运动中，颁布没几年的1954年宪法已经被完全抛弃，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完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宪法规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控制官僚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但是在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针对官僚特权的仇视埋在心里，并在最高领袖发动的“文化革命”中骤然爆发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文革”就是冲着当时的既得利益阶层及其“官二代”、“红二代”来的，群众的仇官、仇权心理是“文革”一呼百应的重要社会土壤。“文革”的积极分子中当然有领袖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纯愤青”，但也不乏指望在天下大乱中“咸鱼翻身”的机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