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社会管理创新既然是“创新”，就可能与现有法律制度中某些法律、法规存在冲突。这些法律、法规因社会情势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失去了价值指引的作用。那么，社会管理能否突破现行法律法规？
对此要强调，创新不是刻意突破现有法律的界限，而是更好的维护法律、执行法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之下进行，不能以法治的名义突破法治去搞所谓的创新。如果出现法律、法规滞后的情况，在它们被修改和废止前，社会管理创新不应以违法为代价而贸然进行。违法的创新行为也许能获得短期的效应，却腐蚀着法治大厦的基石，将损害整个法治建设事业。所以，当社会管理创新与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快修改或者废止上述法律，打通管理创新的法律通道，让具有正确价值取向的创新行为在合法的轨道上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具体工作中，还有一种习惯于以政策、具体办法或领导指示来变通执行法律、法规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否符合法治的要求？这也许在特定情况下比较容易处理社会问题，但是严格来说，法治要求所有的公权力行为要有法律的授权，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同时行为方式、范围、幅度等，都要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的精神。维护法治秩序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其实质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保障公民有正常的参与渠道。
（三）社会管理创新是否是扩张政府权力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是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模式。有的同志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就是扩张政府权利。这种看法是不符合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的。社会管理不同于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形成一个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相辅相成的、系统的、完善的、健全的架构，而不是其中单一主体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政府权力应当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而不能无限制的扩张，否则要承担违法责任。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而是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把该由市场做的事还给市场，把该由社会做的事交给社会，清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发挥好各自的作用。正是基于法治和政府有限的理念，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加强党的领导、政府职能的同时，还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