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诠释学视野中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法律需要解释方可适用已成为学界共识。作为涵摄犯罪与刑罚内容的刑法规范，更需要得到科学合理、方法得当的解释才能正确应用。
（一）语言的模糊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需要刑法解释
法律文本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并且由此实现其规范、预测和指引机能。但是语言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对规范文本的适用中需要解释。
首先，语言本身就是一个集确定性和模糊性于一身的矛盾体，语言在具有确定性、明确性和指向性的同时，也同时具有模糊性、歧义性和多义性。因此，由语言所表达的刑法规范在适用中需要对其“意义解读”—也就是法律解释[6]。
其次，刑法文本中存在大量的专业词汇和法律术语，需要对其进行解释。刑法文本为了简洁和概括使用了大量专业术语，比如：国家工作人员、凶器、淫秽物品、诽谤、猥亵等等，这些词汇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或者进行价值判断才能够理解，这也需要对其进行解释。
（二）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和司法实践需要刑法解释
首先，刑法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其特点就是文本的概括性与抽象性，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能也不应对一切社会现象都作出规定。因此，在将这种抽象的、有限的规定适用于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时，往往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就需要统一的法律解释[7]。
其次，刑法是一种相对稳定、比较定型的行为规范。刑法的安定性是刑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具体体现，刑法不能够朝令夕改。但是，这种安定性在另一方面表现出来的却是僵化保守，面临复杂多变的各种新型犯罪或者特殊案例常常应对不能[8]，同时由于立法的程序和溯及力问题亦不能越俎代庖，这时只有通过刑法解释的方法解决问题。
再次，无论立法者多么高明，规章条文也不能网罗一切行为准则，不能覆盖一切具体案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法律本身的天然局限性就是法律解释学的根源{23}。
在历史上，许多名人学者都关注法律的解释问题，并为法律解释寻找理由。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4}联邦党人认为，“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详细说明和解释其真正的含义和作用，就是一纸空文”{25}，“凡法律必须解释，盖法律用语许多取诸日常生活，须加以调和。因此，法律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之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过解释，始能适用”{26}。但实际上，有时候法律的解释也不需要特别明确的理由，只要涉及法律的适用，都需要理解和解释。比如，拉伦兹就曾说：“假使认为，只有在法律文字特别‘模糊’、‘不明确’或相互矛盾时，才需要解释，那就是一种误解，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本身并不是一种—最后就借助尽可能精确的措辞来排除‘缺陷’，只要法律、法院的判决或契约不能全然以象征性的符号语言来表达，解释就始终必要。”{27}
四、诠释学视野中刑法解释的可能性
法律需要解释，已毫无疑义，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获得世人认可。但问题在于，解释如何可能？也就是解释实现的前提为何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理解的可能性与实现机制问题。
（一）刑法文本是理性设计的产物
包括刑法在内的成文法典是人类理性化的产物，聚集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刑法是经过理性设计的典型规范，通过理性的分析和解读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首先，刑法作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效力规范，必须面向社会公布并昭告。因此刑法在制定的过程中，立法者通常都事先广泛咨询民众意见，并采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尽量使用简洁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这实际上暗含了理解的思路和认识的方法，为解释提供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