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仅仅连接两个个人的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往往是纯粹的个人利益，而且往往是金钱性质利益；但是，在刑事诉讼中，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受到扰乱（危害），另一方面又涉及个人的尊严与自由。”{1}(P4)“刑法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证据标准，这证明了我们对发动刑事制裁的严肃态度，同时也产生了运作的特殊困难。”{2}(P140)刑事诉讼中涉及的犯罪，不仅是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国家所维护的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不论被害人的意见如何，国家都无法坐视不管。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对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责任，不仅不能满足社会对公正的一般要求，同时，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往往其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若不以惩罚的方式预防和教育，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极大，以剥夺生命权、自由权为重要内容的刑罚的适用，是社会自卫的必要手段。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原则上不允许讨价还价，不可以因为控辩双方的意见一致而抛弃刑罚。刑事司法公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罪刑相适应，即有罪必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刑罚适用的前提是查清罪行的有无和轻重，所以，每一个刑事案件事实与民事案件事实相比，在诉讼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分量。尤其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程序将刑事案件的“实质真实”视为最终目的，必须查明与犯罪构成有关的事实，“这是因为，对犯罪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允许公诉人与被告人之间通过妥协私了……”{3}刑罚由轻到重存在很多种类，每一种刑罚（除死刑和无期徒刑外）又都存在着较大的幅度，不管哪个具体的刑罚适用，都涉及到犯罪人的重大人身权和财产权被剥夺或者被限制。所以，法律必须以足够的谨慎对待每一个案件事实，应当做到以充分、确实的证据查清事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刑事诉讼立法的理论根据之一。但是，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不仅需要时间保障，也需要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作为基础。刑事司法的现实是残酷的，犯罪的不断增加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将每一个刑事案件查个水落石出的理想，被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更何况“程序正义始终是一种不完善的正义，无论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得多么精妙绝伦，这样的遭遇都无法躲避：一个无辜者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4}(P86)面对现实，我们必须考虑在现有条件下如何能够追求到最大限度的公正。严重的犯罪就意味着严厉的刑罚，严厉刑罚的错误适用就意味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司法设计总要进行利弊权衡，在错误不可避免时，我们就要选择避免重大错误的产生。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去，用更长的时间、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以确保严厉刑罚适用的正确率；对于较为轻微的犯罪，由于其侵犯的利益不够重大，适用的刑罚也不会十分严厉，即使出现错误，造成的损失也是容易弥补的和可承受的。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生活每一个角落能否都得到适当的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正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这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5}(P35)所以，重罪案件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轻罪案件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是刑罚适用风险评估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