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者的行政过程当然不同于司法者的司法过程，然而，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才意味着重视行政者的立场是有价值的。与司法者的司法过程一样，行政者的行政过程也需要依照、遵循法律，也面临着解释法律、发现法律、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等之类的问题。在行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法律适用问题，期待着什么样的理论阐释呢？与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相比，行政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为了更加有效地促成行政的法治化，应当怎样在法律与行政之间建立起更加恰切的联系呢？我相信，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必将进一步凸显行政过程中适用法律的特殊逻辑。因此，法学研究在注意立法者立场、司法者立场的同时，还应当注意行政者的立场，还应当认真对待行政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五、民众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意义
上文渐次审视的立法者、司法者、行政者三种立场，主要着眼于国家机构的三种职能。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除了国家机构的立场，还有必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推进对于法律的理解与研究。套用前文的说法，本文愿意尝试着称之为“民众中心主义研究范式”。
民众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是指站在民众立场上看待法律。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注意这样的研究范式具有以下多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从法官的需要来看，法官应当表达对于法律的忠诚，但与此同时，法官也应当表达对于民众的忠诚。[9]如果说，法官忠诚于法律的方法，主要表现为追求法律的客观性、发现法律、论证法律、价值衡量，等等。[10]那么，法官忠诚于民众的基本方法，就是理解民众对于法律的想象与期待，也就是要弄清楚：法律对于民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法官只知道法律而不理解民众，不仅可能损害民众对于法律的信心，可能阻止法律与民众之间的相互靠近，而且还可能污损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造成一个“妖魔化”的法律形象。如果人为地制造了民众与法律之间的隔膜，那么，法官即使要表达对于法律的忠诚，这种忠诚的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即使从忠诚于法律的目标来看，法官也应当注意表达对于民众的忠诚。
其次，从法律的需要来看，任何时代的法律都离不开一个正当性的依据。法律正当性的依据在哪里？对于这样的追问，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回答。在自然法理论体系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就是自然法；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中，这种依据转移到主权者身上；在传统中国，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天理；在当代中国，法律正当性的依据只能是民众。“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已经成为衡量法律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依据。这样的时代背景，逼出了一些现实性的法学问题：如何从民众立场上理解法律？在法律的创制过程与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因为，只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理解法律、评价法律，才有助于实现法律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民众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独特优势。
再次，从民众本身的日常生活来看，在涉及到他们的利害关系时，他们也需要适用法律的知识与技术。因为，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也需要发现法律、解释法律，也需要法律推理、利益衡量，通过这些技术性知识，民众可以为自己的行为选择找到一个可预期的判断准则。可见，从法律适用的主体范围来看，不仅司法者、行政者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民众也是法律适用的更广大的主体。一般说来，国家创制出一套法律体系，目的还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就是民众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只有在民众的行为偏离了法律规则的时候，才由司法者、行政者加以矫正。假如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民众的行为都需要司法者、行政者来矫正，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只有司法者、行政者才是法律适用的主体，但是，这样的假定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只能承认，民众也是法律适用的重要主体。由此，民众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就应当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研究旨趣，即为民众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