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信春鹰
【摘要】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关键词】法律移植；立法成本；法律秩序
【全文】
一、法律移植的各种理论
法律规则是人类生活秩序的抽象。为了实现秩序，达到生活的既定目标，有些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开始通过移植其他国家和地区规则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教授阿兰·沃森在其名著《法律移植——一项比较法的研究》[1]中，就举了公元前18世纪《埃什南纳法令》关于牛触人致死的规定与公元前17世纪《汉谟拉比法典》和其后数世纪的《出埃及记》中对同一问题的规定相雷同的事例，并且就此认为，这个例子“完全排除了法律相互独立，平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已经在遥远的古代发现了法律的移植，并且很可能在当时这种移植并不少见”。[2]
在现代社会，不同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法律移植越来越普遍。其理论基础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人类发展道路共同性的理论。尽管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制度，而且发展阶段也不同步，但是共同的人性和理性决定了他们对秩序和公正的共同感受和要求，所以先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的规则，至少是某一方面的规则，可以被后发展国家移植。第二，法律技术理论。作为技术化的社会管理规则，法律移植被认为是促进接受国发展某一法律领域的最有效手段。例如，涉及新的技术发展的立法，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先于其他国家制定了规则，这些规则很快就会被别国移植。关于电脑黑客、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立法就是如此。第三，法律工具论。法律是改变社会或者创造科学和理性制度的杠杆，因此人们看到的情况是，法律总是从规则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向需要规则的欠发达地区移植而不是相反。大到基本的法律制度，小至某个部门立法的确立和完善，一旦被认为是合理有效的，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效仿，成为接受国创造或者改造现实的工具。第四，法律效益最大化理论。立法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在立法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相关规则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的立法者在立法之前也总是要派代表去其他城邦国家考察，包括到雅典考察梭伦制定的法律。[3]在现代社会里，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大大增加了。对于立法者来说，了解其他国家的同一法律领域已经发生了什么是至关重要的，而法律移植可以把立法工作的成本减少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