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各样的法学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字；“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我们相信”、“我们应当”等等之类的表达方式随处可见。这就表明，学者们在法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法学论著中的“我们”到底是谁？如果“我们”仅仅代表作者自己，那么，这里的“我们认为”其实就是“我认为”，其实就是作者个人的“私见”，这样的“私见”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秩序世界、法律世界，可能有一些联系，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些“私见”可能出自于西方经典作家的立场，也可能出自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立场，甚至是这些立场的综合或交叉，但是，它却不一定能够代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的“我们”，即使有研究者自己，但却未必有“当代中国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人”而不是作者自己，那么，值得探究的是，是哪些中国人在进行这样的表达？是否所有的当代中国人都获得了这样的共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学研究者应当分辨“当代中国人”的整体与局部。因为，当代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共同体，在很多方面应当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当代中国人”这一共同体内部，事实上又包含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者就有必要注意：你自己所说的“我们认为”，到底反映的是哪些中国人的意见。譬如，马克思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基本上都是站在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言的。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著述活动中，始终包含着一个明确的主体，那就是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
【作者简介】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俞吾金：《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学研究的主体就是研究者自己，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本文所谓的主体，是要回答“法学研究到底是为了谁、满足谁的需要”的问题，显然，法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研究者自己的需要，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宋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实际上也表明了“天地”、“生民”、“往圣”、“万世”才是研究的主体。
手边恰好就有一篇以柯克为主题的法学随笔，请参见，黄鸣鹤：《对不起，陛下，您不能当法官》，《民主与法制》2007年第7期。
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回归中国儒学自身的解释系统》，中国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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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钢建：《〈论语〉四道与新仁学四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法律现代性引出的一个问题》，《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该地区语言的决定作用，已有学者作过简明扼要的阐释，参见雷颐：《语言的力量：近代以来中国“新词语”的演变》，《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第10—11版。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5页。
王德峰编：《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页。
凌志军等：《呼喊——当代中国的5种声音》，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页。
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东方》1993年第1期。
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