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很多学者的法学研究，都遵循着这样的套路：首先指出当代中国缺少什么样的法律或制度，然后逐一列举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是什么，最后是根据西方提供的法律经验，为当代中国设计出相关的法律框架。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经验、思想与情感，似乎都是无足轻重的。由此产生的主体迷失现象，从根本上说，源出于百年以来中西强弱的客观情势；它表明，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并非始于今日，也不仅仅见于法学一个学科，而是百年以来的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现象。
第二，一些学者忽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习惯于站在传统中国人的立场上演绎法学理论，习惯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法学理论的生长点，这样的思维定式，则源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回到传统，回到自身的源头，它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姿态。从根源上说，这样的姿态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文化总是退步的，最好的时代总是在过去。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达了这样的民族精神。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其代表人物孔子，就希望回到“三代”，因为，“三代”乃是最好的黄金时期。在晚近，梁漱溟堪称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路径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8] 早期的梁启超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但到了晚年，他也一改年轻时的激进主张，反复强调传统的正面价值与积极意义。在《国性篇》一文中，梁启超还说：“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岿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知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9] 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恢复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现代化必然会把这一民族的心理防线冲破，其结果必然是这一民族完全丧失民族的自尊和自信”。[10] 就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而言，“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11]
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外，源于西方的形形色色的“后学”，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既强化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自信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学理论。按照谢晖的归纳，一个法治保守主义的思潮也因此而兴起，其代表人物便是武树臣、梁治平、朱苏力等。[12] 在法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法学研究者忽略了当代中国人，倾心于解释传统中国的圣贤(譬如孔子、包公)或民众(譬如梁山伯、祝英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