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数额与犯罪未遂
对数额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学者意见也不一致。否定说认为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主要是：（1）在基本犯中，数额的功能在于出罪，如果将不具备数额标准的行为作为未遂犯处理违背立法宗旨。（2）承认数额基本犯处罚未遂行为，与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也存在矛盾。（3）仅从犯罪未遂的规定模式，不能得出我国刑法不分轻重一概处罚未遂行为的结论。(4)作为结果犯的数额基本犯也不应当处罚未遂行为。[8]肯定说认为有一部分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其指出，数额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不能一概而论。如前所述，数额犯存在结果数额犯和行为数额犯两类。其中，以法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结果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是，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行为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抢夺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则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如果犯罪行为造成了标志犯罪完成的基本结果，属于犯罪未遂；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发生犯罪的基本结果，但行为数额达到法定的定罪标准的，属于犯罪未遂。[9]笔者基本赞同后者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结果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是造成将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和犯罪既遂条件混淆的原因。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以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侵害结果为区分标准，发生侵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等；这种结果犯只有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也构成犯罪的，就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这种行为则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根据这种标准所分出的行为犯，虽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必要，但行为也必须威胁了法益”。[10]这里的犯罪结果则是区分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志。肯定说将数额犯区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固无不可，但必须看到此处的结果数额犯并不是前者意义上的结果犯，而是后者意义上的结果犯。不然就会让人疑惑，既然是结果犯，怎么又“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虽然肯定说的结果数额犯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结果犯，但行为数额犯又是区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意义上的行为犯。因此，笔者认为，规定数额的基本犯是否存在未遂，应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不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这里的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的数额，没有获得违法所得，不能认为成立本罪，因此本罪不存在犯罪未遂。第二，规定数额的犯罪并非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此处规定数额较大是指集资诈骗行为的标的数额，集资诈骗行为未完成的，应按犯罪未遂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