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限制有害信息传播原则
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与习惯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互联网的开放性为一些非法活动提供了新的土壤，导致色情、暴力、邪教等信息在网上肆虐。网络有害信息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行为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运行秩序。出于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考虑和对公民私生活安少的保护，对信息进行网络管制变得非常必要。对网络有害信息的管制可采取这样的措施：设置国家专门管理部门，对输入信息进行义务设定，对网络所有者、经营管理者进行义务设定，使之负检查、通知、报告、写作、答复之责任，并保障网络使用者的某些权利如信息的控制权、咨询权等。[18]
（二）立法创新
当前，应当完善旨在保护人权的网络法律体系。我国网络立法的目的侧重于加强管理，而忽视对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我国现行的网络立法多为国务院及其部委发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些法规调整的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非权利与义务关系。虽然《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在随后的立法如《国际联网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为了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的管理，保障计算机系统的健康发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为了加强对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办法》规定：“为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健康发展。”这几部立法的目的都在于规范管理秩序而没有提到对网络主体包括网络用户和网络运营商权利的保护。它表明了我国互联网立法的着眼点在于控制权利而不是保护权利，相关的网络规范大部分是政府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制定的，内容也大都是对网络从业者或者网民课以义务。在法律责任部分强调的都是网络经营者或者网民违反相关规定时应承担的责任，如罚款或者停业，取消刊载新闻资格或查封网站的处罚，少有对网络从业者或者网民权利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
网络立法的着眼点应从控制权利转变为保护权利，立法的目的应由规范管理秩序转变为侧重于对网络主体包括网络用户和网络运营商权利的保护，立法的内容侧重于授予权利而非对网络从业者或者网民课以义务。网络立法可建立一个由《网络法》为核心，由基本法的相关内容为配套的，由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为补充的，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为法律实施说明的完整的网络人权保障法律体系。[19]
【作者简介】
张小罗，单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注释】冯军：《关于计算机信息网络管制问题的思考—从
宪法、行政法的角度》，《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7期。
尼尔·巴雷特：《数度字化犯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参见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基本理论及其在政府管制实践中的应》，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马民虎：《互联网安全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李滢：《聚焦于内容管制的互联网综合治理——以江苏省对互联网的治理为个案》，苏州大学2007硕士学位论文，第17-18页。
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李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杜敬明等：《互联网时代的法律探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8页。
何精华：《网络空间的政府治理—电子治理前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第43页。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页。
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学术》2005年第5期。
庾向荣、秦绪栋：《论互联网对人权的影响》，《东吴法学》2005秋季卷。
J·多勒：《奥地利因特网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法律基础》，尹国其译，《国外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刘德良：《网络时代民商法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参见秦绪栋：《网络管制立法研究》，载张平：《网络法律评论》（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1页，第144页。
、黄学贤、陈峰：《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法治论丛》2008年第2期。
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7-90页。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