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特定情形下，女性无论出嫁或在室，受同等惩处。从《大清律例·丧服图》可知，未嫁女及已嫁被出而返在室者，均为父母服斩衰丧。出嫁女则降为期丧。女子出嫁为母家各亲降服，母家各亲亦为出嫁女降服。这些均符合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的观念。但是，为重惩奸罪，《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威逼人致死”条条例规定：“若妇女与人通奸，致并未纵容之父母一经见闻，杀奸不遂，羞忿自尽者，无论出嫁、在室，俱拟绞立决。”该例是乾隆五十六年“河抚题：陈张氏与王杰通奸被拐，致伊父张起羞忿自尽，将陈张氏依妇女与人通奸，父母并未纵容，一经见闻，杀奸不遂，因而羞忿自尽例拟绞监候一案”后，刑部奉旨纂例。皇帝在上谕中强调“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降服之例稍从轻减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 {22}这种强调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而有区别的谕令，在一定范围内否定了《大清律例》早已确立的区别处理已嫁、未嫁女的原则。这样一来，出嫁女在其法律地位已经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些负担。根据皇帝上谕所确立的新条例，出嫁女在完全服从其丈夫及丈夫家庭的基础上，还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原先仅限于未出嫁之时，现在则终其一生—对可能严重影响其父母的任何行为，负直接的法律责任。{23}
三、失控：“因奸杀夫”的多发
清代社会对贞节有着至上要求，为惩治妻对夫的不忠贞，清律设“和奸”条明文治罪杖刑，又通过鼓励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他人捉奸杀奸不罚或减等处罚的方式进一步惩治奸情犯罪。这样的律例设计，既未伤及清代统治者“轻其所轻”的立法宗旨，{24}且达到了重惩奸罪的目的。然而，清代统治者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虽通过鼓励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他人捉奸杀奸实现了对奸情的加重惩处，但律例“捉奸杀奸”的规定却造成了妻“因奸杀夫”案件的多发。因为律例捉奸杀奸的规定使得“和奸”之人面临巨大的死亡风险，为化解风险或平衡生存利益，“和奸”之妻多会选择因奸杀夫。
对比“和奸”与“捉奸杀奸”行为的罪罚，可以发现其差异悬殊。对于“和奸”之妻来讲，律例对“和奸”之人“杖九十”的刑罚相对较轻、威慑力亦有限。{25}而且从刑科档案来看，本夫因妻犯奸而休弃、嫁卖之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清律变相鼓励的“捉奸杀奸”使得“和奸”之妻面临着随时被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及他人等捉奸而杀伤的风险。对于本夫来讲，其在捉奸之时，一时激愤通常不会考虑休弃或嫁卖“和奸”之妻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清律有关本夫奸所登时杀死奸夫奸妇勿论、非“奸所”、“登时”仅惩以杖徒之刑，而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伤奸夫奸妇勿论，杀死则减等惩处的规定，变相鼓励了本夫及本夫本妇有服亲属的捉奸杀奸行为。清律对“捉奸杀奸”行为的不罚或减等处罚，造成“和奸”之妻在清律惩处的杖刑之外，面临随时被杀的巨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