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律例鼓励捉奸
清代统治者为重惩奸罪，不惜将由其掌控的生杀大权下放，以勿论或减等罪罚的方式赋予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及他人在特定情形下捉奸杀奸之权。薛允升对“杀死奸夫”条颇有微词，他认为：“《唐律》无此名目，不为无见。窃谓妻犯奸淫，即在应出之列，不出之而遽杀之，安能免罪耶？律于出妻之法，最为详备，非但意存忠厚，亦且保全人命不少，此法不行，而杀奸之例日益增多，甚至尊卑相犯，骨肉残杀，有弟杀兄、侄杀叔者，又有杀及伯叔母、胞姑、胞姊者，皆纷纷纂入例内，而轻重亦不得其平，刑章安得不烦耶。”{20}
通过对《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律条与条例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清律对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及他人捉奸杀奸的态度。律例鼓励捉奸，本夫非纵奸情形下，奸所登时杀死奸夫奸妇勿论，因为“杀奸各例重在登时，原其忿激之情，仓猝之际，刻不容缓，故本夫得予勿论。”{21}此外，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而杀减等惩处，他人被有服亲属纠往捉奸非折伤勿论，折伤以上减等处罚等。然而，清代统治者也考虑到这些权利的存在，可能会引起捉奸之人对奸夫奸妇的滥杀，因此，清律对捉奸杀奸的规定比较全面，刻意地去平衡鼓励捉奸与擅杀之间的矛盾，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或是他人捉奸的罪罚层次分明，依据同时或单独、登时或非登时、奸所或非奸所、加功或不加功、本夫纵奸与否及奸夫是否供认不讳等情节，惩处亦有不同。这说明清代统治者对奸情零容忍，赋予捉奸人杀奸之权，但又不想开启滥杀之风有必然的联系。
（四）律例若干条文对尊卑有序服制的冲击
《大清律例》建构在五服制度的基础之上，而五服制度所据以确立的理念框架就是儒家学说的伦理观，全部亲属关系都是以男性血缘关系为纽带兼及姻亲而建立。然而，为了重惩奸罪，律例的若干规定不惜对服制造成冲击。
第一，将《大清律例·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律条所规定的“凡人杀伤尊长”与《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杀死奸夫”条条例所规定的“本夫或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若奸夫为本夫有服尊亲属”进行比较，则可明显地看出，为重惩奸罪，律例对本夫及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杀伤犯奸尊长，或予勿论，或予减等惩处。
清律为重惩奸罪，不惜冲击作为《大清律例》之构建基础的服制。例如，因尊长犯奸，本夫及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而杀，同凡人谋杀尊长相比，处罚轻到了极致。从对杀害期亲的已行行为来看，凡人即要斩立决，而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则勿论，从五刑之首的死刑到不予惩处，为重惩奸情，清律似乎淡忘了服制的约束；另外，杀死期亲，凡人凌迟，本夫、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捉奸而杀则斩监候；杀死功亲，凡人斩立决，而本夫仅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本夫本妇有服亲属拟斩监候；杀死缌麻亲，凡人斩立决，而本夫仅拟杖一百、流二千里，本夫本妇有服亲属则登时杖一百、流三千里，非登时才拟斩立决。由此可见，同样的杀伤行为，因为犯奸之人是否尊长，杀奸之人受到的惩罚是死或不死，凌迟处死或杖流之刑的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