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有所务。其中：（1）士居四民之首。依照儒家经典理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的天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的经邦济世、经世济民之学，历来为士大夫们所追求。（2）商居最末。司马迁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主要就是指商贸之人；“无商不奸，无奸不商”，“重利轻义”，更道出了一般民众对于商人复杂的反感，抑或嫉妒之情。二者相较，“士”自然是等而上之，“商”则是等而下之。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和心理作用下，经世济民、解民于倒悬的重任也就落在士大夫的肩上，不可能寄希望于商人。或者说，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类的“经济”之事，非士大夫们莫属，而与商人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恰恰发现，在因应列强的诸般对策中，商战的口号不仅提出较早；用刘广京教授的话说，“商人买办的反应”实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背景”。这样一个发现，实与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性认识存在吊诡。昔日为士大夫们所不看重的商业和商人，反倒成了今日“求强求富”过程中有效的工具和手段。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曾经横亘在士商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藉由解决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时之间，似乎被抹平了。
不论是政府、士大夫、商人，还是买办，欲行商战，必先发展商业；欲发展商业，必需要有商学。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除了经学、史学、文学等为士大夫们所看重，因而成为堂皇的“学问”外，其余皆属支流末技。商人已居“四民之末”，又何有“学问”可言？中国古代的商学，想必是一片空白的了。其实，事情往往又没那么绝对。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活动不仅出现较早，有时还相当活跃。远者且不谈，明清时期的几大商帮（晋商、徽商、淮商）所演出的历史活剧，就足够丰富精彩的了。在商业活动中，商业知识、商业技巧日积月累，渐成规模，或口耳相传，或被编订成书，得以记录传播。笔者手中就收藏有若干此类书籍的刻本或抄本，有的记载各地的水陆行程、风土物产或市场行情，有的指导人们如何撰写商业应用文、如何记录和核算账目等。这些内容虽然比不上可通“庙堂”之高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但无疑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容忽视。
我们还应看到，近代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市场，更主要的或无法回避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挟着洋货，不断在中国市场上抢滩登陆。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地被带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或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欲行商战，欲兴经济，必须要灌注新的内容、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