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经济与“商学”
孙家红
【关键词】经世；经济；商学
【全文】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刺激/反应”理论。其大意为：假设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停滞（或超稳定）状态的传统社会。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受到西方新兴势力的刺激或冲击，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原动力，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理论或解释模式，是在西方中心论和简单机械的社会进化论交互影响下的产物，虽然未必符合中国近代史的真实情况，却长期被人接受。后经刘广京教授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证明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近代史的动力也不尽是由外力而来，“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以及商人买办的反应，都是不能忽略的背景”，从而对费正清的“刺激/反应”理论做出修正，部分改变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刻板认识。
在刘广京教授的权威分析和论证过程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基点：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追求，和商人买办的反应。刘广京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有所谓经世运动，自强变法运动不仅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而且是对原有经世思想的发展。显然，这里面的“经世”，往往就是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等词语的简称。为求行文简便，姑且以“经世济民”笼统称之。
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所指出的，“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无论用于指涉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才干，都包含如下细节：首先是“经世”，它的意思是落实儒家伦常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建立一种与之相符的、整合社会各层次的秩序；“济民”则指在社会整合过程中解决百姓生计。（《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293）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经世济民的思想和传统由来已久。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长期以来，有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从语义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对“经济”（Economy）一词的语源问题进行追踪。大致认为，自1905年开始，汉语的“经济”方成为英文“Economy”较为固定的对译之词；但是，此时并不可能将其他一些对译词（如富国养民策、理财学、计学、资生学等）完全排除。我们甚至看到，1918年在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仍然在用“计学”代指“经济学”。这也说明，“经济”一词很难摆脱它在汉语语境下的原本含义，要想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深切地感受到，或者坚持认为，与“Economy”对译的“经济”一词还是与传统的“经世”、“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词语之间有很大的融通性；不能说现代的“经济”之学（Economics）就不再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经世）之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