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现行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暂缓起诉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战略、策略、方针、准则、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的总称。目前，我国推行的是“宽严相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其走向是“轻轻重重”，“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轻，即轻者更轻；“重重”就是对严重犯罪的处理比以往更重，即重者更重。暂缓起诉制度就是基于个别犯罪预防的理念，对于一些轻微触犯刑法、而又不符合现行不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个人本身的境遇、年龄以及罪后情节等，或者基于公共利益，给其一定的观察考验期间，以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改造或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国际‘轻刑化“和”非刑罚化“趋势，与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相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过于主张非刑罚化会加剧未成年人犯罪的势头，不利于遏止犯罪。同时，由于整个犯罪形势的严峻，使得社会公众对社会生活安全的呼声更高，对犯罪的报应理念更加强烈，非刑罚化的处理容易引起公众对司法的不满。诚然，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确实非常严峻，犯罪总量逐年增多、而且趋向低龄化，但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趋重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有个体方面的原因，也有家庭、学校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因此，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也应当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等多道防线。质言之，未成年人犯罪趋重与非刑罚化措施的适用没有内在的联系，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仅仅依靠刑罚无法助效，认为非刑罚化措施的适用会加剧未成年人犯罪的势头，不利于遏止犯罪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当前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主要在于司法不公、刑罚严厉、刑事效率低下以及”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面对犯罪的严峻形势，尽管社会公众对安全、秩序的呼声甚高，但在罪犯、特别是未成年犯的处理问题上，较之以往，大多能够表现出理性和宽容，除非罪犯十恶不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2月1日试行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还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规定了特别诉讼程序，以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改造，使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可见，暂缓起诉制度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也是一致的。并且，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英美对抗制的因素，这既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责任，同时又为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对抗制从实质意义上看，意味着控辩双方拥有对案件中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处分的权利。在引入对抗制因素后，检察机关控诉责任的加重必然要求起诉裁量权相应扩大，以适应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要求。对何种行为起诉，对何种行为不起诉，是否适用暂缓起诉，属于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范围。因此，随着我国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赋予检察机关对犯罪行为的暂缓起诉权乃是一种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