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由媒体塑造的消费水平都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家庭的购买能力。不幸的是，许多青少年把它当成真实的，要想维持那样的生活模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充足的资源，包括教育、职业训练、如意的工作和收入，健康服务和良好的住房条件。通过正常的努力，有些人注定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在理想和冷酷的现实之间，许多年轻人心中充满挫折感。犯罪似乎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犯罪的一个原因正在于青少年过度关注个人的成功而缺乏取得成功的机会和手段。
一方面缺乏取得成功的机会和手段，心中充满挫折感、失败感，一些青少年意识到通过合法手段不可能实现目标，在和犯罪分子接近的过程中，通过学习，逐渐走上犯罪道路。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一般来讲，城市的犯罪率高于农村，可能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控制模式（social control mode）和社会凝聚力。农村主要靠家庭和社区控制来遏制反社会行为，从而展现出低的犯罪率。城市倾向于依赖正式的法律手段，因为其去人性化而表现出高的犯罪率。
发展中国家青少年犯罪和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关系。城市化一方面弱化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控制，另一方面代之以匿名的、新的、越来越依赖于媒介而非正式的沟通的行为方式。
依据社会解组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秩序的建立，有赖于新的文化代替原有文化成为主流，持续的变动使社会缺乏规范结构，呈现出社会问题高发。城市化过程使原有的社区处在持续的冲突中，新的规范没有建立起来，原有的社会控制结构又已解体。
Bursik和Webb认为，当社会变革猛烈，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可能会消失，或者原有的结构即使存在于变化的邻里之间，但却排斥新居民。社会处于持续的失序状态，犯罪率较高。1950-1960年间印证了这一假设。而随着社区变的稳定、社会控制得以重建，1960-1970年间犯罪率就下降了[5]。
我国未成年犯罪逐年递增，与社会转型有很大关系，发达国家70年代社会转型与城市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犯罪率的增加。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马克斯·韦伯指出，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得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自己因而获得尊敬。在封建社会，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通过教会承认的权力具有赋魅的效果。今天，学校接管了当年教会行使的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所以现在不是一种资本而是两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决定了社会的空间结构，并且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人生际遇和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