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对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的几个论点及其辩难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在理论界激起千层浪的诸条款中，有一个条文就是本文的主题：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是否具有妥当性？反对的声音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也著文驳难和批评，由此也提出了许多关于管辖制度和再审制度的宝贵观点，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这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尚不多见。笔者认为，在该条款修订前，就管辖错误能否作为再审事由的问题，并没有引起理论界过多的讨论和争鸣，研究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这个问题中的诸多论题尚未充分展开。因此，难免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难点：一是该立法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二是该立法本身如果具有正当性，那么，它在适用上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以及表现在该概括性理由中的具体限制性内容，又应当如何设定？这两个问题中，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笔者的回答如前所述，乃是肯定的。后一个问题是操作上的，笔者认为有待完善和探讨。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在定性上是正确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论证，二是反面辩驳。关于该问题的正面论证已如前述，下面就对该问题提出的诸多质疑观点，进行分析和辩难。
反对者的观点之一：“救济足够论”。这个论点认为，对于管辖错误的救济，现行立法中已经规定了相继进行的两种制度：一是管辖权的异议制度，二是上诉制度。这两种救济制度对于管辖错误来说，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救济途径，无需另行通过再审程序来救济了。[1]笔者认为，对于某一项诉讼权利受损的现象，民事诉讼法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救济，关键是看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的重要性。管辖权是否恰当，管辖法院是否得到正确或正当的确定，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历史上，就其重要性认识而言，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1982年的试行民事诉讼法中，对管辖权是否得到正确的确定，当事人并无异议权，更不用说就此提出上诉了。[2]之所以如此规定，在当时的社会法制状态下是有一定根据的，也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机制下，法院对诉讼中的几乎所有事项全面包揽，对于管辖权的确定更是如此。到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时，情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管辖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而立法一方面继续细化对于管辖的规定，另一方面规定了两次性的管辖救济制度，也就是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异议，以及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时，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3]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中，对三种可以提出上诉的裁定规定了两种可以申请再审，唯独没有规定就管辖权的异议可以申请再审。[4]这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对管辖权的救济较之过去变得更加完善了，二是管辖权的救济制度尚待继续完善。时隔18年至今，管辖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实践中管辖乱、争管辖等现象足以成为这种判断的明证。管辖无序状态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也无端增加了诉讼成本。因为管辖不当所造成的申请再审以及上访、信访等问题日益严峻。这说明，对于管辖制度，立法上应当继续加以完善，这其中就包括管辖救济制度。管辖救济制度的完善固然包含诸多内容，比如管辖权的裁判听证制度、管辖权异议的上诉审判程序等等，这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便是管辖错误的再审制度。可以预见的是，管辖制度渐趋完善，对于消弭管辖领域中的诸多纷争、确保当事人行使诉权、提升诉讼效率等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