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义的环境权是：法律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可持续从自然中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对法定环境权的分析和定义，有利于增加环境法的操作性。但由于法定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是可变的，它们随环境法律制度的不同而不同，深受各国法律文化的制约，所以法定环境权又是一个不容易界定的概念。环境权概念在不同的宪法文化中功能不同，大陆法系从宪法法典中推演环境权的运行依据，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础归纳宪法层次的环境权内涵。中华法系归属于大陆法系，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像英美法系法官那样能动司法，环境权的运行主要是立法推动。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权是一种积极权利，需要政府的给予。该条文隐含着公民具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但缺乏激发人们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驱动力。权利的本原是利益、自由、和谐，义务与责任是保障人们实现利益、自由、和谐的手段。综观各国权利的语境变迁方向，权利与义务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环境权更是一个包含义务与责任的法律范畴。如同教育权、劳动权，宪法可通过权义复合性规范规定环境权。条文可设计为：公民具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也有维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国家应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启示二：环境权入宪提供了法律思维的基石范畴
法律概念是法律要素之一，它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逻辑起点。大陆法系国家以权利为理念，设计了民法典；权利概念在英美法系司法推理中也是核心的思维工具。从西方权利的语境变迁过程来看，权利逐步分解为伦理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三种样态，大陆法系关于客观权利与主观权利的分类，以及英美法系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区分，阐释了权利三种样态的转化过程，宪法则是综合反映这三种样态衔接状态的法律文本。我国学者目前对环境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内容等具体问题方面，忽略了对环境权概念的功能探讨和权利语境对环境权的制约作用。环境权具有伦理环境权、法律环境权、现实环境权三种语境样态，三种样态的衔接与循环，构成了环境权这一基本范畴的运行机理。从环境立法来看，在环境权还没有入宪的情况下，伦理环境权虽然有利于提高公众环境权意识，但其终究没有法律效力。如果环境权能够入宪，伦理环境权转化成为法定环境权，就可以之为标准来指导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逻辑严谨、便于操作的环境权法律体系。从环境执法、司法来看，环境权入宪可增加环境法的可操作性。环境权概念不仅是指导立法的理念，还是法律推理中重要工具。目前中国环境法律不少，可环境法的实效不佳，问题的症结何在？原因之一在于司法推理中没有重视环境权概念功能的发挥。法律在解释中完成，法律职业者的环境权概念观，影响着环境权的实现。“正是这些一般而抽象的概念，引导着法学思维的发展，左右着法官的头脑，在权衡不定时决定着疑难案件的结果”。{20}16。在具体案件中，常存在伦理权利、现实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冲突，以宪法中的环境权为标准和目标，就可以在法律适用中理顺这三种权利样态的关系。
启示三：环境权入宪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
在中国语境中，环境权概念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公众环境权利意识的形成。在目前中国，可以说环境正义和环境秩序并没有真正的建立和得到体现，中国还很难说是一个环境法治的社会，其障碍之一就是环境权观念建设的滞后。环境法治需要特定类型的文化作为根基，这种类型的文化特点是公民有强烈的环境权利意识，在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参与。我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是重视实体法，忽视程序法。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反映中华法系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有一套严格的礼仪程序，而法律的实体内容缺乏可预测性。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是重视法律形式，忽视法律内容的实现。当前理论界对制定《环境基本法》讨论得很热烈，主要的观点就是将《环境保护法》修改为《环境基本法》，提高环境法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将《环境保护法》修改为《环境基本法》，法律的权威性提高了，法律的形式也完美了，可怎样保障环境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这才是我们在法典化背后应深沉思考的问题。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基本法》，文化价值之一是法律形式的完美。法律形式的完美有利于逻辑严谨和法律适用，符合中国法典化的思维方式，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公众还没有强烈的环境权利法律意识，环境权还没有被提高到宪法人权的高度。环境法的主要价值是追求和保护环境权，即使环境法典的形式再完美，若没有体现环境权精神就会形同虚设。只有公众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才能得到遵守。宪法是法律思维的价值观体现，如果宪法基本权利中能够明确规定环境权法律条款，并以之为根据对公民进行环境教育，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