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解决倾向性问题，“所有权”制度一次处理即永远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在这里就很难派上用场。争论也是无法通过将股东或者管理者的任何一方宣布为所有权人而平息的。由此H.汉斯曼教授会在其《企业所有权》一书中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说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因为所有权本身就是（名义上的）控制权，我们只能说所有权与有效控制权相分离。”至于这里的所有权的名义性，作者解释道“企业的‘所有人’是分享以下两项名义权利(formalright)的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residualearenings）的索取权，（剩余收益是指企业在偿付了其他契约债务如工资、利息以及原材料价款后剩余的净收益（netearning）——作者原注）。”[8]
2、西方大陆法
若从比英美法更为严谨的，
物权法与债法二分的大陆法系财产法角度看，股东因出资而形成的所有权在名义上都是受到质疑的。日本学者我妻荣在看待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时指出，“把股份公司作为企业所有的大众化，以股份买卖作为企业分割的买卖，即使是作为比喻，也应该说尚有重大漏洞……个别人的所有权不过成了‘不许对生产过程的任何决定加以干涉’，只是被赋予‘收益请求权’的‘有限制的所有权’，这种论断应属至当。换言之，认为经资本所有权人认许，‘就生产手段而言所有权逐步陷入休眠状态’的看法应属至当……我们则想进一步认为，股东不仅就企业设备无任何所有权，也不是企业的所有权人……要表达这种历史变迁，说明股份公司实现了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的分离是适当的，对于这种分离后残存的单纯收益人的地位，与其仍然赋予企业所有权人的名称，不如将其作为债权人。”否则，如果“认为所有权的本质在于收取剩余价值，而在法律上债权也起到收取剩余价值的作用，如果因此而仍称为‘经济所有权’乃至‘资本所有权’，股东不是和公司债权人一起成为企业的所有权人了吗。”[9]实际上“以剩余索取权”为例，今日对其理解并非在于平时，而在于公司终止清算偿债如有剩余，股东索取（物上请求权？），这又哪里是股权是所有权的证据，公司主体已亡，方才允许股东最后分取遗物，这恰恰是“一物一权”主义下，公司财产独立性排他性伴随公司终身的标志，是股权非所有权的标志。[10]就连伯利和米恩斯自己也承认，“事实上，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经济权力的集中，已创造出许多经济帝国，并将这些帝国送到新式的专制主义者手中，而将所有者贬到单纯出资人的地位。”[1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者最终赢得了这场争斗——没有哪个国家的立法规定，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因为其有效的控制权而取得了所有者的名义，[12]正如当初罗马法国家公产所有权的形成过程中，罗马民众与国家机关在公用物的支配问题上，“主角”与“配角”的地位颠倒过程，最终并没有形成这些财产属于哪个政府机关或官员的观念，而是以政府集中管理为公示手段，形成了国家法人所有权的观念一样。董事们对公司财产的排他性支配地位，最终为法人代表人制度或代理人制度调整，照伯利和米恩斯的说法，他们手中的不过为一项“没有所有权的权力”。[13]公司两权之分离正是这主角与配角位置颠倒过程在千年以后，在私法中的重演，但在罗马时代这一过程至关重要的结果——国家——法人所有权——的形成，是否也在千年以后重演呢。[14]
（二）社会主义法系
须与前述两大法系进行严格区分的是，社会主义法系中的企业所有与经营分离理论来源于前苏联民法学力图在保持国家依据所有权控制企业(客体)的前提下，赋与企业法人(主体)适于经营的自主权的理论探讨。在1940年，苏联民法学者A.B维涅吉克托夫在其《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机关》一文中指出，国有工业企业(主体)不是企业中任何一项财物的所有者，却对国有财产享占有、使用和处份三项权能，应当用“经营管理”的概念区分国家所有权和国有组织财产权的不同，[15]进而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一书中写到：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财产转交的基础上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成百上千个国家机关，将国家财产的个别部分交由这些国家机关管理，国家既是政权的主体，又是财产权的主体，政权与所有权能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6]依这一理论制定的1964年苏俄民法典赋与国有企业对企业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的民事主体资格。
我国李开国教授在研究前苏联两权分离理论以后即指出：企业经营管理权是既具有自主性，又有从属性的权利。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修改法律、企业章程和基金用途的办法，不断保持自主性与从属性的平衡，以保证国有企业的效率。经营权理论把企业的自主性与从属性融合起来，辨证的看待二者的关系，使其具有很大的弹性，是这一理论在历次社会变革中仍保持生命力，并为俄罗斯民法典继承发扬之所在。[17]用强大的“弹性”将国有企业等控制在不因营利冲动、或无法营利的惰性，借助垄断地位侵害公共利益的限度内，正是这类企业与国家本身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说它与马克思、伯利和米恩斯等人建构的公司两权分离理论虽都涉及某种控制中心的分化，但在价值上一个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全面计划经济而设计的方法论，一个是为揭示私人企业现代化基本规律的认识论。也因此马克思的学说应归入西方公司所有与经营分离论，而苏联理论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一脉相传。
三、调和“社、资冲突”的日本尝试——法人资本主义
回到作为借鉴对象的西方公司所有与经营分离论。在民商学科分离（而非法律部门分化）科研状态中，法人财产独立性问题始于国家对法人独立财产权利能力的承认，取决于外部条件而不是法人的内部结构，是个民法制定法上的问题。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论者则是商法认可的生活事实问题，从而割断了两大问题间的联系。但笔者以为，这种联系是存在且重要的，“两权分离”就是团体转化为法人的结构性原因或曰“经济制度基础”，[18]它促使了总有向法人独立财产权的演变。对此不妨关注一下所谓“法人资本主义理论”。
“法人资本主义”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奥村宏于1957年提出的。在深入研究日本公司结构与证券市场的基础上，奥村宏先后出版了《法人资本主义机构》（1975年）、《法人资本主义》（1984年）、《公司资本主义是否行将崩溃》（1992年）以及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的《法人资本主义的命运》（1995年）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所体现的作者的基本观点就是，法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公司本位主义”而非资本的个人主义；法人资本主义的形成，则体现了企业结构从“经营者资本主义”到“企业法人化”的演变过程。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注意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的企业结构演进，是在抽象掉法人概念，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规律，或者说就是“股东资本主义”到“经营者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进行，那奥村宏无疑是在将法人“归位”的前提下，对伯利和米恩斯“未尽之论”的继续。故此在论述的开端，奥村宏也不过是对伯利和米恩斯观点的复述：自企业组织产生至二十世纪间相当长的时期内，私有制背景下自然人资本家是企业的“真正的主人”。但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企业的规模化、成员的增加等原因，资本家退居幕后，经营者走向前台唱起了主角。“二十世纪是经营者的年代”，“经营者资本主义”或者叫“经营者专政”的局面出现了。[19]这也正印证了伯利和米恩斯“从所有权分离出来的经济权力的集中，已创造出许多经济帝国，并将这些帝国送到新式的专制主义者手中”的戒语。但接下来，经营者支配也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当法律将他们假设为“专政者”甚至是“专制者”的时候，强调来自股东与社会的监督，终使其不得将大权用于谋取私利（虽然这时常发生）。于是一方面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甚至对公司利润分配的请求权均持续弱化（根据奥村宏的分析，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本公司中股权分红请求权的名存实亡，公司利润更多的被留存于公司资本总和中用于再发展，分红往往不及股票市价的1%）。另一方面，管理层（董事会）大权在握却因不是真正的公司的“成员”而在收益问题上无法成为企业的“主人”，双方在争斗中皆以所有权为范式或目标，却最终均存在权能的缺损。但那“缺损的部分”又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