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照固有法之考量。前已述及，中国前朝法律或法典，对于失火之行为，一般仅明确刑事责任而无民事赔偿之规定。征之民间习惯法或处理此类案件的一般作法，失火人也往往不负赔偿之责。若规定所有失火行为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则有过度疏离固有法之嫌疑。此外，虽然草案认为重大过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之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在证明和判定上也存在诸多障碍，这就使得绝大多数的失火案件得以排除在“重大过失”之外。
第二，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侵权行为特别立法的影响。日本对于失火责任，曾于明治三十二年年)颁布第40号特别法律:“凡失火者，非因重大过失，而贻害他家者，不任赔偿之责。”作此限定，“皆因日本习惯，居屋多以纸木为之，最易失火，又近海多风，微火即有延烧。若规定过严，则因小过失而失火者，不胜其重大之责任。实际必多窒碍。故法律上不得不减轻其负担。”[15]《大清民律草案》制订时，法律修订馆曾延聘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松岗义正等担任起草工作[16]，考虑到中日两国国情上的相似性，当时立法者便借鉴了此条特别法的规定。
《大清民律草案》制定以后，因为没有颁行而未获法律上之效力，但民初大理院却在司法实践中，将其引为“条理”加以适用，从而使其在民初的法律审判中获致实际生命力。民国初年，法制不备，而其时主要依赖之民事法源《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对于该时期各种民事关系之调整，又不敷所需。于此过渡时期，大理院推事们在审理民事案件无法律和习惯法可依的情况下，往往求助于一般的法律原则(条理)。此之所谓条理，又多为《大清民律草案》中所体现的从大陆法系移植而来的民法原理、原则及立法精神等。因此，《大清民律草案》的部分条文往往被据为条理而成为大理院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源。其中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又被著成判例，而判例中具有普遍规范效力之部分，又从判例全文中析出，形成判例要旨。此外，民初法源中尚应注意者，还有解释例。依据民初《法院编制法》第35条之规定，大理院长有统一解释法令必应处置之权，“故大理院所为之法律解释，勿需著为解释例，或提炼为解释例要旨，自始即对各级法院具有法律拘束力。”[17]
关于失火之民事责任，因《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得过于简赅，民初大理院遂通过判例要旨和解释例，将其规范意义加以推展。各列大理院关于“失火”之判决例要旨和解释例一则如下：
大理院六年上字第438号判例要旨:“租房由租户失火者，系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者，失火之租户，对于被害人应负赔偿之责，而由于通常过失者则否，但各地方如有特别习惯者仍应从其习惯。”[18]
大理院九年统字第1258号解释例[19]:该解释例所涉案件梗概为:甲某有房四间，自居一间，余则当与乙某居住。嗣甲因吸烟失慎，将床上铺草烧燃，延及楼窗板壁，致甲乙两人居住之房间及两人所有之衣物家具，均被烧毁净尽。乙某旋以损失之衣物家具约值一千余元，呈诉到县，请求判甲赔偿。
关于该案之民事赔偿责任，则有两说:(一)绝对说，谓现行律杂犯门载:凡失火延烧官民房屋者，处五等刑，并无赔偿之规定。(二)相对说，谓失火延烧，应否赔偿，应以过失之等次为断，依大理院三年第号判例，失火可以分为重大过失、普通过失、轻微过失三种，普通或轻微过失，不任赔偿之责，若重大过失，则不得不量予赔偿。此外，《民律草案》第条亦作如是规定。虽现行律内无赔偿明文，然依法律无规定者，适用习惯，无习惯者适用条理之原则，上项条理，尤属不能不予采用。
湖北高等审判厅受理此案后，于此二说间游移不决，遂函询大理院。大理院在复函中称，查来呈情形，似以第二说为正当，并据此形成解释例要旨因重大过失延烧他人房屋财产者，应负赔偿之责。
由上述之判例要旨和解释例可知，民初大理院对失火民事责任之确定，并未依据当时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而是采纳了《大清民律草案》第条后项之法律条文。然大理院六年上字第号判例要旨则特别强调，“各地方如有特别习惯者仍应从其习惯”。可见大理院在对待失火民事赔偿问题上，仍将作为地方性生活经验之载体的习惯置于司法适用的优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