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9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曾言：“我们可以把立法视为民族史的一部分。”[33]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认知轨迹，著作权立法亦然。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维新派人士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从救国图存的高度，积极倡行著作权，引领着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的变迁。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宣布施行宪政，制定了一系列包括
《钦定宪法大纲》、《大清著作权律》在内的法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晚清法律改革的成果却被基本继承了下来并继续向前发展。这些著作权立法虽然存在着立法技术粗糙等缺点，但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化，顺应了世界著作权立法潮流，对后世著作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者简介】
薛宁，单位为常州大学。
【注释】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陈庆、周安平：《三种世界概念下的“中国
著作权法”—“中国
著作权法”百年演进的法哲学考察》，载《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7期，第66页。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语和：《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
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简论》，载《历史教学》1995年第6期，第16页。
比1709年英国颁布的第一部世界近代意义上的
著作权法《安娜法》晚了200年。
陈志勇：《译书与中国现代化》，载《国学》2010年第3期，第26页。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3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修订著作权律史料选载·民政部为将著作遵章呈报注册事出示晓谕》，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
对于清末修律的原因，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见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挑战下的一个被动回应，是一个模仿西方的结果。以美国学者柯文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则认为：中国的近代性并不是西方刺激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中国社会内部自我生发出来的。（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全奇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
转引自毛剑平：《哲学视野中的法律文化建构》，载《法学》1995年第1期，第12页。
安守廉：《知识产权还是思想控制：对中国古代法的文化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5页。
梁治平：《寻找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3页。
陈永森：《辛亥革命时期公民权利思想的启蒙》，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83～84页。
罗文达：《中国版权法沿革》，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姚秀兰：《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论》，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7页。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陶保霖：《论著作权出版法急宜编订颁行》，载《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陈应年：《严复与近代的翻译出版工作》，载《出版工作》1981年第10期，第52页。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67页。
高汉成：《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法律变迁》，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30日。
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21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民主法治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 428页。
金眉、张中秋：《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2期，第79页。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马洪林：《近代中国版权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近代版权史＞》，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2期，第52页
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记录稿，1926.05～1926.09 。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6页。
萧功秦：《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立宪运动百年的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第118页。
姚秀兰：《中国近代著作权立法论》，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9页。
高汉成：《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法律变迁》，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30日。
萨维尼、格林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