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使他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沮丧，[21]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被革命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深深感动，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黄兴；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在中学的演讲使他决心参加革命军，他用自己的大部分军饷订报纸，在《湘江日报》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读了许多书；他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也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22]
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提高了人们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觉醒，为社会注入了自由平等意识、民主共和法治意识、独立自尊自爱自信的个性意识等崭新的思想观念，成为一场前无古人的思想启蒙运动。[23]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没有很好地考虑中国国情，而是生搬硬套西方的制度、思想，因而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未能改变中国落后赢弱的面貌。一些更为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要改变中国落后赢弱的面貌，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开始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新民主主义。
（二）著作权法的发展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国体既更，所有前清之各种法规，已归无效，但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能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此次政府交议与法律未经规定颁行以前，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所有前清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等，除与民主国体抵触之处，应行废止外，其余均暂时适用。”[24]所以，《大清著作权律》被民国政府长期“暂时适用”，直至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除少数条款有增删、合并外，内容基本抄袭《大清著作权律》。[25]这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26]的一个具体表现。
《大清著作权律》肯定了著作权这种民事权利，并且给予保护。但《大清著作权律》的母法—《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皇帝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大清著作权律》规定的著作权具有不稳定性、局限性，体现了重君权、轻民权的君主立宪本质。这样一部封建色彩浓厚的法律被民国政府长期适用，继而在制定新法中加以肯定，这足以说明民国政府的封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