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推波助澜的所谓“宣传员”，首先要确定其主观上是否明知整个集体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如果本人也是被蒙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合法的经营行为，只是在宣传时有些夸大，则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而那些主观上明知自己在进行非法行为，客观上编造事实，虚假宣传，蛊惑他人，自己从中获得非法利益的，则应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3.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自愿被害人”不予保护
“自愿被害”实际是一种寻租行为，“自愿被害人”在主观上不再是“被骗”，而是利用政府的爱民宗旨主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是利用他人的非法行为谋取形式合法却实质非法的个人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愿被害人”的存在对涉众型犯罪起了纵容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是看到他们大量投资，或者听了他们“绝对亏不了”、“政府不可能不管”的宣传才上当受骗。对这类人不仅在发还赃款时应予以区别对待，而且应该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必要时可以由金融机构给予行政手段的制裁。
4.综合考量社会危害性，兼顾人数与数额双重标准定罪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被告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相适应。前述两高《追诉标准》是2001年制定的，其关于数额的规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形势。而且单纯的规定数额标准对于涉众案件并不完全恰当，应综合考虑其所涉及的被害人人数、主观故意状态、采取的手段及给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等，全面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最终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综合运用诉讼法原理，正确处理程序性难题
1.准确把握证明标准，合理界定“证据确实充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但这并不等于要求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每一个细节面面俱全，只要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可以认定。如书证与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犯罪事实，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被害人无法找到，缺乏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仍然可以认定犯罪事实。无可否认，能够搜集到被害人证言，证据更加完整、扎实，但不是没有这一证据就绝对不能定案，否则就有可能放纵犯罪。
2.“优势证据原则”与“就低原则”相结合确定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涉众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但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十分精确的数额往往无法确定。仅就犯罪数额的确定这一环节来讲，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的一些做法。多个证据彼此矛盾，可以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即综合考量证据的证明力，采信证明力强的证据。如书证与证人证言、嫌疑人口供相矛盾，除非其能提出反证，否则以书证为准；多个证人的证言数额接近，而嫌疑人的供述却与之相去甚远，如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则采用证人证言。如各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相当，无法判定哪种证据占优，则采取就低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