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以“请按表决器”的方式取代了“鼓掌通过”。现在还有代表委员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遮盖的小盖子，以有利于代表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反对票或弃权票的历程上，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民间记忆：1978-2008》一书记载，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全国人大会议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是在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现，这打破了人大几十年来没有反对票的历史。1988年3月28日中午，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台湾代表团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这使得他成为在全国人代会上投反对票的第一人。此后，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投反对票、提出尖锐批评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甚至出现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时，反对票加弃权票多达1079票的高潮。
“反对票”的出现，而且有着越来越多的势头，将使得代表委员们的意见表达得更加清晰准确，这无疑是对政府未来工作的促进和鞭策。以反对票较多的政府预算案为例，2010年有362张反对票；2009年是317张票反对，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反对票得票率为五年来最高。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说的：“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明年反对票还会更多。”这就是反对票的价值与意义，它能让政策与体制在不同的声音下推进和改革。
正视“反对”的深层价值
反对票从性质上来讲，意味着异质声音的出现，是持不同政见的公开合法表达，可以形成一种“反对力”，使得政治能够达成制衡，走向多元的积极元素，而不再是遮蔽不同意见的百分之百、一致通过。因此，反对票背后所包含的“反对”的深层价值，如果放在长远的历史视角看，主要可以体现在这两点：一是形成权力平衡与制衡，二是形成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一个国家与政权要健康良性地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有这种“反对力”的存在，犹如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理论家波利比奥斯指出的：“事涉每个人的权利，绝不应该让任何权力大到压过其他力量，使他人无法立足于平等条件与之抗辩的地步。”有反对声音的响起，形成两种或多种相向的力量，才能达成制衡与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