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尽管学界和立法界对宪法相关法的概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国家和地方政权体系，包括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二是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宪政关系，包括民族区域组织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等；三是构建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保障体系，包括言论自由法、结社自由法、出版自由法、宗教自由法、游行示威法、戒严法等。宪法相关法是宪法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宪法规范体系必须重视宪法相关法制建设。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平等选举和普遍选举是选举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选举法在最新修改中规定农村和城市人口按同样比例选举代表，消除了城乡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差别和歧视，解决了长期受到质疑的平等选举问题。[7]但仍需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为适度控制和相对自由的政治选举提供制度框架。职能定位和分权原则是国家政权组织制度建设基本逻辑。应当尽快启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完善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和职权体系。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正在酝酿修改，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政法制度）特别是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建设，需要通过修改“两院”组织法定位“两院”角色；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国家结构多元化是地方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发展方向。需要尽快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法，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制度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化。应当从宪政的角度规划海峡两岸关系，适时制定海峡两岸关系法；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修改游行示威法和戒严法，适时制定有关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应当成为宪法相关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重视和发挥宪法相关法的制度构建功能，将宪法相关法律体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对于完善公民政治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和地方制度体系，对于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现实和深远意义。
三、不断完善的公民权利体系
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四、五、六条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权以及男女婚姻自由权。有关人民的权利还体现在其他条款上，比如，《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的新闻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等等。尽管《共同纲领》没有使用公民权利术语，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也没有形成严谨的体系，但关于思想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以及新闻自由、普选权制度的规定至今仍然是宪政建设的努力方向。“五四”宪法实现了《共同纲领》宣示的人民权利的体系化，规定了比较完善的公民权利体系。但自1950年代后期，“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体系就失去了意义，政治运动使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本无法获得宪法保障。[8]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仅有30个条文的“七五”宪法，打破常规地先规定义务再规定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只作了四条规定。“七八”宪法部分恢复了“五四”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且调整了权利与义务的位次，但仍然保留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内容。“八二”宪法固化了权利与义务的次序，还在结构上将公民基本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进一步突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地位，并且基本上恢复了“五四”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1954年宪法用了19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讯自由，迁徒自由，劳动就业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科研和文化活动自由，妇女儿童权益的特别保护，申诉权，要求国家赔偿权，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公民权利体系；1982年宪法用了24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权，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科研和文化活动自由，妇女、儿童的特别保护，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等等，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