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40——1919年间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诱发了专制制度危机、民族危机，加重了社会矛盾，整个中国社会迅速由盛转衰，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内忧外患”之中。伴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国的近现代也由此开始。在这场痛苦的回归开放世界的近现代化历程中，有三个主题摆了出来：如何重塑一个自信的民族国家？如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找准中国的位置。近代的仁人志士、社会贤达靠自己的思考和努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尝试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就在社会的精英对这三个问题各抒己见的过程中，西方的政治理念、思想、政治学科、研究视角、分析方法等等，慢慢的被引入国内了。这是一个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的过程。从简单的器物模仿到制度移植，再到思想的启蒙与解放；从宏大的国体建构、民族复兴到个体的自由解放、理性回归。思想的碰撞、交流活跃起来了。这是一个令人异常痛苦也是格外兴奋的时期。
林则徐、魏源等人从“睁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同时，也流露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叹。当然受限于当时的体制以及风气，他们止步于个人好感。随着西方事物的流入以及社会风气的开化，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积极宣传西方的制度设计、宣扬变法强国思想。这种思潮鼓舞了“洋务运动”兴办实业、富国强兵。但是官方并没有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层次上更多的受到这种开化的影响。此时的政治学只是引入了一些概念。政治学真正意义上被广泛的引入中国是维新人物的功劳。
维新人物，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等通过译书、著书、办杂志、办报刊等活动大规模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等理念和议会、政党等等国家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例。严复因曾留学英国,故译、著尤多。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天赋人权论、主权在民论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还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章，强烈呼吁变法求强。[4]梁启超与严复不同，梁启超不事翻译，但写了大量论著如《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泰西学术思想研究之大势》、《亚里士多德之权治学说》等等。[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