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fred案确认并适用了Bleistein案有关原创性的判断标准，即考察作品中是否显现出作者的个性。对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进行金属雕刻纵然是忠实的复制，在雕刻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作者的个性观念和判断。只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个性观念和判断，就可以满足Bleistein案所确立的个性标准，而达到原创性的要求，除此之外，Alfred案还否定了新颖性和创作意图在原创性要件中的作用。作品只要是独立创作的，而不是从他人的作品中抄袭得来的，即使同他人作品实质性相似或相同，该作品仍然具备原创性而能够得到版权保护。Alfred案的判决认为创作意图并不影响作品原创性的有无。作者所贡献出的变化即使是偶然的变化，这个变化只要是来自于该作者，作者可以就该变化获得版权。Bleistein 案也没有问个性烙印是怎么产生的。换言之，作者是否在主观上意图创作出作品或者创作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并不影响作品的原创性和可版权性。
四、GRACEN v. BRADFORD EXCHANGE案
在GRACEN v. BRADFORD EXCHANGE[6]案中，1939年米高梅公司制作了电影“The Wizard of Oz”并就该电影获得版权。该电影中的主要人物是Dorothy，由Judy Garland扮演，1966年米高梅公司就该电影的版权进行更新。1976年，米高梅许可Bradford Exchange 使用该部电影中的角色和情景来制作一套供收藏的盘子。邀请了数位画家提供由Judy Garland 扮演的Dorothy的画像，并表示同提供最好画作的画家就整套盘子的制作签订合同。Bradford对画家作画的要求是画家所作的Judy/Dorothy 必须是每个人心目中的Judy/Dorothy（“So, your Judy/Dorothy must be very recognizable as everybody''s Judy/Dorothy.”）。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画家中， Gracen是胜出者，Bradford要同Gracen就整套盘子的制作签订合同，但Gracen并不喜欢该合同的条款，拒绝签订合同。Bradford转而同另一个起初并没有参加竞赛的艺术家Auckland就整套盘子的制作签订了合同。Bradford 将Gracen 的画给了Auckland以帮助他对Dorothy 进行绘画。Bradford在将Gracen 的画给Auckland的时候说“clean it up”，Auckland将这句话理解为做相同的事情但更专业一点。
Auckland完成了这一系列盘子上的画的制作，这些盘子被生产和出售了。Gracen同时就她的画作获得了版权登记，1978年起诉被告侵权，地区法院做出了对原告不利的简易判决，认为原告的画作不具备原创性，她不能够就其画作取得版权。在本案中，POSNER法官发表了判决意见。他认为艺术的原创性（artistic originality）不能等同于版权法意义上的原创性。一个画像不能因为同对象特别像（a good likeness）而不具备原创性。特别在适用于演绎作品的时候，版权法中原创性的观念具有法律而不是审美的功能，以避免相互重叠的（overlapping）主张。假设艺术家A制作了处于公共领域的画作“蒙娜丽莎”（Mona Lisa）的复制品，同原作有些微不同。艺术家B也制作了“蒙娜丽莎”的复制品。艺术家A就原作“蒙娜丽莎”的演绎作品享有版权，起诉B侵犯其版权，B抗辩说他复制的是原作而不是A的复制品。但如果原作与A的复制品的区别是些微的，那么A的复制品与B的复制品的区别也是些微的，假如B接触了A的复制品，那么事实审判者将被迫决定B是复制A的复制品还是复制原作“蒙娜丽莎”本身。该案的情形同上述假设的情形非常相似，Auckland的证词中说他没有抄袭或甚至没有看原告的画作。假如他看了原告的画作，决定他是复制电影的静止画面还是复制原告的画作将很困难。一幅画不可能同所画的对象完全一致（identical），不管这个对象是一个照片、一个静物、一处风景或一个模特，因为大多数画家不能和不想达到同所画对象照片般的相似程度。尽管如此，如果原告的画作同由Judy Garland扮演的Dorothy的相片之间的区别是充分的，足以使在法律的角度看具有原创性，那么Auckland力图按照他的任务创作出每个人心目中的Judy/Dorothy的画作将同他所接触的原告的画作相似，事实审判者决定Auckland是抄袭原告的画作还是电影中的静态画面任务非常困难。我们不认为将一个受版权保护的照片置于另一个载体上就构成原创性的作品。版权法有关演绎作品之条款的目的不是要求进行美学判断，而是要确保演绎作品和原作品之间存在充分区别（a sufficiently gross difference）以避免使后来描述原作品的艺术家陷入版权法的问题。
